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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和第五章将具体说明这些结果的适用范围。第四章专门论述有趣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系统。它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中。在这次痛苦的冲突中，只要能得到对方士兵的回报，前线的士兵经常忍住不开枪打伤对方。使这个双方自我约束成为可能的是堑壕战的特点，即双方小股单位相互对峙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些对立的士兵们为了保持双方合作的默契，实际上违抗了他们各自上司的命令。仔细观察这个实例可以发现，当合作的条件出现时，合作可以在原来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出现且保持稳定。特别是这个“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系统说明了朋友关系不是合作产生的必要条件。在适当的条件下，基于回报的合作甚至可以在对抗双方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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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与进化生物学家威廉·D.汉密尔顿合著）的论述说明，合作可以在没有预见的情况下产生。合作理论可以说明从细菌到鸟的一个很宽范围的生物系统的行为模式。生物系统中的合作即使在参与者不相互联系，或它们没有能力评价自己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也有产生的可能。使这种可能出现的前提是基因的进化机制和适者生存。一个能够从其他个体得到有利的反应的个体会有更多的后代，而且这些后代将继续这个能从其他个体引出有利反应的行为模式。因此，在适当的条件下，基于回报的合作在生物世界是稳定的。第五章还进一步描述了合作理论在领地、交配和疾病等方面的应用。结论是达尔文所强调的个体优势实际上就是相同或者甚至不同种类个体之间合作出现的原因。只要适当的条件出现，合作就能够产生、成长并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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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预见对于合作的进化不是必要的，但它的确很有帮助。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向参与者和改革者提供建议。第六章阐述了合作理论给任何处于“囚徒困境”的人的启示。以参与者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做得更好些，而不要管其他人做得怎样。在竞赛结果和理论命题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向个体选择提供四个方面的建议：不要妒忌对方的成功；不要首先背叛；要对合作和背叛都作出回报；不要耍小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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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参与者的观点可以成为探索什么能使合作更容易从自私者中间产生的基础。因此，第七章描绘了一个具有远大眼光的改革者想要通过改变相互作用的条件来促进合作。为此，我们考虑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如使对策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更持久、更经常；教育参与者更多地相互关心；教会他们理解回报的价值。这个改革者的观点为各式各样的问题提供了有远见的建议，从政府的控制力度到吉普赛人的困难，从“一报还一报”的道德问题到写条约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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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扩展了合作理论应用的领域。它说明了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合作发展的方式。例如，人们的相互联系经常受到某些可以观察到的特征如性别、年龄、肤色和穿着风格的影响。这些特征导致了以偏见和地位层次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另一个例子是声誉的作用。为建立和保持某人的声誉而奋斗可能是强烈冲突的主要特征。例如，美国政府1965年对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的主要原因是它急于保持在世界舞台上的声誉以阻止对其利益的其他挑衅。这一章还考虑了政府如何保持它对自己公民的信誉。一个政府不能推行那些必然遭到大多数公民抱怨的规范。要使规范生效就要求所设置的规范能使大多数的公民觉得服从它能得到好处。这个方法揭示了权力运作的基础。工业污染的控制、离婚后对财产的监督都是它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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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章，我们的讨论从研究在没有集权的情况下合作如何在自私者中产生，扩展到分析当人们确实互相关心时会发生什么和当有集权时又会发生什么。基本方法还是一样：通过观察个体为了自身利益的所作所为来揭示群体的行为发展。这个方法超越了个人的视野。它告诉我们在给定的情况下如何促进稳定的双边合作。最有价值的发现是：具有预见能力的参与者了解合作理论的真谛后，可以加快合作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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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国际政治上的应用例子可以参见以下文献：安全困境（Jervis 1978）、军备竞赛和裁军（Rapoport 1960）、联盟竞争（Snyder 1971）、关税谈判（Evans 1971），多国公司的税收（Laver 1977）和塞浦路斯的种族冲突（Lumsden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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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囚徒困境”游戏于1950年由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 Flood）和梅尔文·德莱希尔（Melvin Dresher）始创，之后由A.W.塔克（A.W. Tucken）将其定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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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人以上相互作用的情形可以用较复杂的n人“囚徒困境”作模型（Olson 1965；G. Hardin 1968；Schelling 1973；Dawes 1980；R. Hardin 1982）。主要应用于集体财产的提供问题。两人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会对深入分析n人情形有一定帮助，但事实如何还需观望等待。关于同时处理两人和n人的情形，请参见Taylor（1976，pp.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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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对方使用“一报还一报”策略时，如果你总是背叛，你的得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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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总是背叛”|“一报还一报”）=T+wP+w2P+w3P…=T+wP（1+w+w2+w3…）=T+wP/（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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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对方采用永久报复策略，当R/（1-w）＞T+wP/（1-w）或w＞（T-R）/（T-P）时，你最好从不背叛，永远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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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就是说，实际效用只需用相对尺度来衡量。采用相对尺度意味着收益值的表示在进行正的线性变换后，其本身保持不变，正如用华氏或摄氏测量温度的结果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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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关在经济变化的进化模型中没有谨慎选择的意义，可参见Nelson and Winter（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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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进化（修订版） 第二部分 合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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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报还一报”在计算机竞赛中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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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囚徒困境”如此普遍地出现在从个人关系到国际关系的事务中，因此知道在这种情形下采取什么行动最好是很有用的。可是，第一章的命题说明没有最好的策略可用。什么是最好的策略部分取决于另一对策者会怎么做。而且，另一对策者会怎么做又很大程度地取决于这个对策者对你行为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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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摆脱这种困惑，可以通过收集那些有关“囚徒困境”的资料来获得有用的建议。幸运的是，在这个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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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实验对象，心理学家们已经发现，在“重复囚徒困境”中，所得到的合作和获得合作的特定模式取决于游戏的环境、各个对策者的品质特征及对策者之间的关系等各式各样的因素。由于在这个游戏中的行为反映了人们如此多的重要因素，“囚徒困境”已经变为一个标准的方式，用来探讨社会心理学中的各种问题，从中非的西方化的影响（Bethlehem 1975）、职业妇女的侵犯性是否存在（Baefsky and Berger 1974）到抽象和具体的思维风格的不同结果（Nydegger 1974）。在过去的15年中，《心理学摘要》引用了好几百篇有关“囚徒困境”的文章。“重复囚徒困境”已成为社会心理学的标准实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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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为实验基础同样重要的是，用“囚徒困境”作为主要社会过程模型的概念基础。理查森的军备竞赛模型就是以“囚徒困境”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不同的只是用竞争国家的军备预算每年玩一次游戏（Richardson 1960；Zinnes 1976，pp.330—340）。卖方市场的竞争也可以用“囚徒困境”来模拟（Samuelson 1973，pp.503—505）。普遍存在的由集体行动产生集体利益的问题也可以作为多人的“囚徒困境”来分析（G. Hardin 1982）。就连投票交易也被模拟成“囚徒困境”（Riker and Brams 1973）。事实上，许多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过程的最好的模型都是以“囚徒困境”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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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第三类关于“囚徒困境”的文献，它既不是实验室里也不是实际生活中的经验问题，而是用抽象的博弈论来分析一些基本策略问题的特性，如理性的意义（Luce and Raiffa 1957）、影响他人的选择（Schelling 1973）和没有强迫的合作（Taylor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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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这三类文献都没有揭示如何更好地玩这个游戏。实验研究也没有什么帮助，因为所有实验都是基于对第一次见到这个游戏的人的选择的分析。他们对策略的微妙之处的认识是很有限的。虽然实验对象可能对每天都会发生的“囚徒困境”有许多经验，但是他们在正规的实验中使用这些经验的能力是有限的。有些“囚徒困境”的应用文献研究了富有经验的经济、政治方面的名流在实际情况下的选择。但是结果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大多数高水平的相互作用的进程相对来说是缓慢的，而且要改变环境是困难的。用这种方式分析和认同的选择总共不到十几个。最后，对策略相互作用的抽象分析通常包括对“重复囚徒困境”的一些变体的研究。它们通过引入一些对策上的变化，诸如允许相互依赖的选择（Howard 1966；Rapoport，1967），或者给背叛加罚（Tideman and Tullock 1976；Clarke 1980）来消除困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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