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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高级军官们都想阻止这种心照不宣的休战，他们都害怕这种休战会渐渐削弱战士们的士气。他们认为整个战争中，不停地进攻的策略才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途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司令部可以强制推行他们直接下达的命令。因此，司令部能够实施大战役，命令士兵们冲出他们的堑壕，冒着生命危险去占领敌人的阵地。但在大战役的间隙中，他们就不可能监督命令的实施并继续施加压力。[1]毕竟，高级官员是很难判断谁开枪打中了敌人，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避免受报复。士兵们变成了应付这种监视的专家，每当被问及是否在前线无人区巡逻时，士兵就把他们保存的敌人的电话线剪一段送去应付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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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破坏“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系统的是一种司令部能够监视检查的一系列不停顿的进攻，这就是突然袭击——由10到200人精心准备的对敌人堑壕进行袭击。袭击者被命令在敌人堑壕中杀死或捕获敌人。如果袭击是成功的，就能抓到战俘。如果袭击失败了，相应的伤亡也能证明袭击是否进行。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能够假装袭击已经进行，并且没有有效的办法在袭击时与敌人合作，因为没有活的士兵也没有尸体可以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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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系统不能对付成百次的袭击的破坏。在一次袭击之后，双方都不知道接着要发生什么。袭击的一方预计会受到报复，但不能预测报复的时间、地点或方式。被袭击的一方也很紧张，因为它不知道这次袭击是一个孤立攻击呢，还是一系列行动的开始。而且，由于袭击是由司令部下命令和监视的，因此，报复袭击的大小也是受到控制的，这就阻止了逐渐降级的过程。营队只好向敌人发动真正进攻，报复是不衰减的，这个相互反击的过程就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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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英国高级指挥官实施袭击策略时，它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终止“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系统，而是为了在政治上向他们的法国盟友显示他们正在骚扰敌人。他们认为袭击的直接效果是通过恢复进攻精神来激发部队的士气，并且指望在袭击中使敌人的伤亡大于袭击部队的伤亡来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是否达到提高士气和扩大敌人伤亡的效果，人们一直对此有争议。现在回想起来，袭击的间接作用是很明显的。这些袭击破坏了西部前线广泛存在的维持相互克制的默契的稳定所需要的条件。高级指挥官并没真正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但是他们都通过阻止营队实行他们自己的基于回报的合作策略而有效地终止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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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的引入终止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系统的进化循环。合作通过局部的探索行为而建立起来，它由于相互对峙的小部队的持续接触而能够自我维持下去。最终，当这些小部队失去他们行动的自主权时，合作就失去了基础。小部队，例如营队，用自己的策略来应付面对的敌人。在多种多样的情况下自发地产生合作，如在敌对双方分发食物时的克制，堑壕里的第一个圣诞节的暂停攻击，以及坏天气之后，战斗的缓慢恢复。这些克制很快就演化成双方都能理解的行为模式，例如对于一些难以接受的行为的二对一或三对一的报复行为模式。这些策略进化的机制必然被相邻的部队尝试或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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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进化机制不包括盲目的变异和适者生存。与盲目的变异不同，战士们清楚他们的处境并且主动地利用它。他们懂得他们行为的间接后果，就像被我称为反射原则一样，“使人家不舒服最终反过来使自己不舒服”（Sorley 1919，p.283）。这些策略是基于思考和经验的，战士们学会了为了与敌人维持双方的克制，他们必须证明自己的实力和自己是可激怒的。他们懂得，合作必须基于回报。因此，策略的进化是基于精心思考而不是盲目的适应。这个进化也不包括适者生存，虽然无效的策略会导致一个部队更多的伤亡，但兵力的补充使这些单位本身仍然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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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壕战中“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系统的持续和解体是与合作的进化理论完全一致的。另外，在“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系统中，两个很有趣的发展在理论上是新的。这两个新的发展分别是伦理和仪式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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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展的伦理可以从以下事情中体现。一位英军官员这样回忆他面对德国撒克逊部队时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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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A连队喝茶时听到一串射击声，我们就走出来观看出了什么事，我们发现战士们和德国人都正站在自己的堑壕外的土墙上。突然一阵炮火打来，但没有造成伤亡。这时双方跳下土墙，我们的士兵开始骂德国人。这时立即有一个大胆的德国人跳上土墙大声喊道：“我们很抱歉，但愿没有人受伤，这不是我们的错，这是该死的普鲁士炮兵干的。”（Rutter 1934，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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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撒克逊人的道歉不仅有助于防止报复，它还反映了由于违反相互信任而表示的道德的歉意和对某人可能被伤害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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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克制是一种相互间的合作，它确实改变了相互作用的性质，使得双方关心着对方的利益。这个改变可以用“囚徒困境”的术语来表述，即持续的双方合作的经历改变了双方的收益，使得双方合作比以前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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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说也对，当双方合作的模式被人为袭击所破坏时，一个强烈的报复伦理被激发了。这个伦理，不仅是采取回报策略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如何才算适当地履行了对死去的同伴的责任的问题。报复又激起另一个报复。因此，合作与背叛都会自我强化。这些双方行为模式的自我强化，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双方采用的策略上，而且体现在它们对结果的意义的感受上。用抽象的术语来说就是，不仅偏好影响行为和结果，行为和结果也会影响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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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壕战对理论的另一个发展是仪式。这个仪式表现在使用轻武器时的敷衍和炮兵的故意无伤害的射击。例如，德国人在一个地点“用老练的不变的炮火和差劲的射击实行他们的攻击行动，以满足普鲁士人的要求，而同时又不给托马斯·阿特金斯的部队造成严重伤害”。（Hay 1916，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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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许多防区出现的可预测的炮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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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们［德国人］在选择目标、发射时间和轰炸次数上如此有规律，来到前线一两天后，琼斯上校已经发现他们的规律，并且知道一分钟后什么地方将落下炮弹。他的计算相当准确，他就像老练的参谋官员一样，知道当他到达那个被射击的地方之前炮火就会停止。（Hills 1919，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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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也在做同样的事，就像德军士兵写下的关于英军“夜间射击”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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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击在七点发生——如此地有规律以至于你可以用它来对你的表，……它总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它的范围是很精确的，它从不打偏，也不打在目标的后面或前面。……甚至有些好奇的家伙在七点前一点点，爬出来看这突然的射击。（Koppen 1931，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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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敷衍了事的例行射击显示了一个双关的信息，即对上级司令部表示他们在攻击，对敌人表示和平。这些人假装在执行进攻的命令，实际上并没有。阿什沃斯认为这个典型的行为不仅是为了避免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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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堑壕战中，形式上的攻击是一种仪式。敌对者以有规律的相互响应的各种武器发射来参加这种仪式。同时它表示和强化了双方相互同情的情绪和敌人也是共患难的伙伴的信念。（Ashworth 1980，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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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仪式有助于增加道德的约束力使“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系统的进化基础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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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中出现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系统说明了友谊对于基于回报的合作的产生并不是必要的，在合适的环境下，合作甚至可以在敌对者之间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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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壕中的士兵们显然清楚地理解和认识到回报在维持合作中的作用。下一章用生物的例子说明参与者的这种理解并不是合作出现和稳定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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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什沃思（Ashworth 1980，pp.171—175）估计“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系统在英军1/3的堑壕战部队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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