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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中，一个促进合作的极好的方法是教育人们关心他人的利益。家长和学校花了很大的努力去教育年轻人关心其他人的幸福。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这些长辈试图使孩子们形成这样的价值观念，即这些新一代的公民的偏好中，不仅有他们自己个人的利益，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了他人的利益。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关心他人的社会里，即使遇到“囚徒困境”，成员之间也容易达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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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主义就是描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人的利益效用是与另一个人的福利相联系的。[4]因此利他主义是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但是必须认识到，有一些看起来是宽宏大量的行为可能有其他各种原因而不是利他主义。例如，慈善行为往往不是出于对不幸者的关心而是为了它所能带来的社会赞赏。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赠送礼物可能是交换过程的一部分。它的动机更多的是使受惠者承担某种义务而不在于改善受惠者的福利（Blau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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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物进化的遗传学观点来看，利他主义能在亲属之间维持。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下一代的母亲能够增加她的基因拷贝的生存机会。这是遗传亲缘理论的基础，如第五章所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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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间的利他主义也可以通过社会化来维持。但是，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个自私者可以从其他人的利他行为中得到好处而不给以任何回报。我们都遇见过一些令人讨厌的人，他期望其他人宽宏大量，只考虑自己的需要而不考虑别人的利益。必须把这种人与其他关心他人的人区别对待，免得被他占便宜。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利他主义的代价可以通过首先对每一个人采用利他行为，然后只对那些有相同感情的人采取利他行为来控制。但是，这很快就使你回到以合作为基础的回报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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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们要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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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还一报”可能是一个自私者可以使用的有效的策略。但是，它是一个人或国家要遵循的道德策略吗？当然，答案取决于什么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也许最广泛接受的道德标准是以下这条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囚徒困境”的情况下，这条金科玉律似乎意味着你应该总是合作，因为合作是你希望从对方得到的。这种解释说明，从道德的观点看，最好的策略是无条件合作，而不是“一报还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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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人家打你一巴掌你还把另一边脸转过去鼓励对方再占你的便宜。无条件的合作不仅伤害你自己而且伤害了这个成功的剥削者接着要相遇的无辜的旁观者。无条件合作将会宠坏对方，并为社会留下了改造被宠坏者的负担。这说明回报是比无条件合作更好的道德基础。当然，如果你真正希望对方做的是让你背叛之后不受惩罚，那么按金科玉律你就得无条件合作，即让对方背叛后也能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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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于回报的策略似乎没有达到道德的高度，至少按照我们日常的直觉是没有。回报当然不是道德的一个好的基础，但它不只是自私自利者的道德。它确实不仅帮助自己，而且帮助了别人。它是通过使剥削性策略难以生存来帮助别人。并且它不仅帮助他人，而且它对自己的要求只不过就是愿意向他人作出一些让步。一个基于回报的策略能让对方从双方合作中得到奖励，这也是当双方做得最好时它自己所能得到的同样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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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公平是许多基于回报的规则的基本特征，这从“一报还一报”在“囚徒困境”竞赛中的表现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报还一报”赢得两轮竞赛，但是在任何一局中它从来没有得到比对方多的分数！确实，它不可能在一局中比对方得分更多，因为它总是让对方先背叛，并且它从来不会比对方的背叛次数多。它的胜利，不是靠比对方做得好，而是靠引导出对方的合作。用这个方式，“一报还一报”靠促进双方的利益而不是靠剥削对方的弱点来取得胜利。一个有道德的人也就不过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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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报还一报”有点令人不舒服的是它坚持“以牙还牙”。这确实只是大致公平的，但问题在于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在人们可以依赖于集权推行公共标准的情况下，其他选择是存在的。对于罪行的惩罚可以不必和罪行本身一样痛苦。当没有集权的时候，参与者必须依靠他们自己相互给予激励来引导合作而不是引导背叛。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问题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诱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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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还一报”的麻烦在于一旦结下仇恨，它就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确实，许多仇恨似乎都有这种性质。例如，在阿尔巴尼亚和中东，家族之间的仇恨有时持续了几十年。一个伤害由另一个伤害来偿还，并且每一次报复都引起了新一轮的报复。这种伤害来回反射直到最初的暴行消失在遥远的过去中（Black-Michaud 1975）。这是“一报还一报”的严重问题，一个更好的策略可能是一报还十分之九报。这样既能够减弱冲突的振荡，又能提供一个激励使对方不敢尝试无缘无故的背叛。它是一个基于回报的但又比“一报还一报”多一点宽容的策略。它也是大致公平的。但是在一个自私自利的没有集权的世界里，它确实不仅促进它自己的福利，而且增加其他人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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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采用基于回报的策略的社会确实能够自我控制。由于确保了对试图不合作的惩罚，这些不合作的策略就得不到好处。因而这些策略就发展不起来，也就提供不了一个供他人模仿的有吸引力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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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的特性给你一个额外的激励去把它传授给别人，即使这些人决不会与你打交道。自然，你想把回报教给那些你将打交道的人，以便你能建立一个双方都有好处的关系。但你也可以从那些你决不会与他们相遇的采用回报策略的人那里得到你个人的好处，即其他人的回报惩罚了那些试图占人家便宜的人，这有助于控制整个社会。并且，它减少了你将来必须对付的不合作的人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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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传授基于回报的善良策略对学生对社会并且间接地对教师都有帮助。难怪一位教育心理学家知道了“一报还一报”的优点后，建议在学校里教会学生如何回报（Calfee 1981，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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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辨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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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去的接触中识别对方并记得这些接触的一些相关特征，这种能力对合作的持续是必要的。没有这些能力，一个人就不可能使用任何形式的回报，因此也就不能鼓励对方合作。事实上，持续合作的范围取决于这些能力，这种依赖性在第五章的生物系统的实例中看得最清楚。例如，细菌几乎是进化阶梯底层的生物。只有很有限的识别其他生物的能力，所以它们必须通过捷径来识别，即在一个时间内只和一方（寄主）建立关系。在这种方式下，细菌环境的任何变化都可以归咎于这个对方。[5]鸟类有更强的辨别力，它们可以通过鸣叫声识别邻居。这种识别能力使得它们能够与其他若干的鸟建立合作关系或者至少避免过分的冲突。如第五章讨论的，人类的辨别能力已经发展到了在他们的大脑中有一个专门的部位来识别面孔的程度。这种识别曾经接触过的个体的能力使得人类可以发展比鸟类更丰富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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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在人类事务中，合作范围的限制往往是由于不能识别其他人的特征和行为而造成的，这个问题在达成国际核武器的有效控制上显得特别严重。这里的困难在于核实，即是否有足够的信息确认对方所真正采取的步骤。例如禁止一切核试验的条约就是由于区分核爆炸和地震在技术上存在困难而被搁延到最近。现在这个困难已被克服了（Sykes and Everden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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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背叛什么时候发生的能力不是产生成功的合作的唯一要求，但它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因此，通过改善对策者的基于过去的接触而相互识别的能力和确定以前已经发生过的行为的能力，持续合作的范围可以得到扩展。这一章已经说明了人们之间的合作能够通过各种技巧来促进。它们包括：未来的影响，改变收益值，教育人们关心他人的福利和教人懂得回报的价值。促进好的结果不仅是告诉对策者关于双方合作比双方背叛的所得更多这一事实，而且还是一个明确相互作用的特征从而得到一个长期稳定的合作进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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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与“一报还一报”相遇时，“总是背叛”的得分为T+wP+w2P+w3P…=T+wP/（1-w）。具体数值为5+0.9×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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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对方采用“一报还一报”策略时，“背叛与合作交替”的得分将为T+wS+w2T+w3S…，因式分解简化为（T+wS）（1+w2+w4+…），即=（T+wS）/（1-w2）或（5+0）/（1-0.9×0.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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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命题2提供了稳定所需的参数之间的关系。另外一种方法是将收益矩阵中的利益最小化。要这样做，就要减小T和P，增大R和S（Rapoport and Chammah 1965，pp.35—38；Axelrod 1970，pp.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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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对利他主义有大量的论述。在公共事务方面，人们经常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行事，如回收旧瓶子（Tucker 1978）或献血（Titmuss 1971）。事实上，在公共事务方面很难给利他主义予以解释，以至于一位政治家（Margolis 1982）曾建议人们要具备两种实用功能，一为个人，二为公众。一些经济学家对明显的利他主义行为的动机和如何确定利他主义的作用感兴趣（如，Becker 1976；Kurz 1977；Hirshleifer 1977；Wintrobe 1981）。一些心理学家对利他主义的根源进行了实验研究（这方面的评论，参见Schwartz 1977）。对策专家研究了实用相互作用的理论含义（如，Valavanis 1958和Fitzgerald 1975）。法学家调查研究了将救助他人作为法律责任的条件（Landes and Posner 1978a，197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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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样，细菌不具备对以往比赛历史进行信息处理的复杂本领，然而它们有可能会对过去遇到的一些简单特征作出反应，如周围环境近来是否适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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