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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人来说，有一个牢固的采用“一报还一报”的信誉是很有好处的。但这确实不是一个最好的信誉，最好的信誉是恶棍的声誉。最好的一种恶棍是具有尽可能压榨对方又不容忍对方有任何背叛的信誉的恶棍。尽可能压榨对方的方法是频繁地背叛，恰好使得对方总是合作比总是背叛只好一点点。鼓励对方合作的最好方式是让大家知道如果对方一旦背叛，你就决不会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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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建立恶棍的信誉是不容易的。要让人家知道你是恶棍，你就必须经常背叛，这就意味着你很可能激怒对方来报复你。到了你完全建立信誉时，你很可能已经陷入许多毫无益处的毅力较量中去了。例如，对方即使只背叛一次，你也会在是按要建立的信誉所要求的那样去做，还是在当前接触中力图恢复友好关系之间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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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方也试图建立他的信誉时，情况就更坏，因为他将不会宽恕你用来试图建立你的信誉的背叛。当双方都试图建立自己的信誉以便用来对付未来对策中的其他人时，他们就很容易卷入一连串的相互惩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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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有意假装没有注意到对方在试图干什么。双方都想显得是不可训练的以便使对方自愿停止欺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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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竞赛建议，一个使对策者显得不可训练的很好方式是采用“一报还一报”策略。这个策略的简单性，使得它容易表明它的固定的行为模式，并且它的易识别性使得对方很难继续假装不知道它。采用“一报还一报”是控制对方并让他适应你的一个有效方法。它拒绝被欺负，但它自己也不欺负人家。如果对方确实适应它了，其结果就是双方合作。事实上，威慑是通过信誉的建立而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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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誉是要通过可信的威胁来达到威慑的作用。你试图作出某个反应的许诺，实际上当偶然情况发生了，你并不想真正去这样做。美国恐吓苏联不要夺走西柏林并扬言要发动一场战争来对付这种掠夺行为。为了使这个威胁可信，美国就得建立不管短期的代价有多大它都要能确实履行这个保证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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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65年美国政府作出许诺要以发动一场战争来对苏联的决定作出反应时，越南就是美国政府要建立这个信誉的手段。在给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备忘录中，他的国际安全事务助理约翰·麦克劳顿描述了美国要保持信誉的迫切愿望，并把美国在越南的目标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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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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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避免美国因失败而丢脸（即保持一个保证人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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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防止南越及邻近领土不落入中国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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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使南越的人民可以享受一个更好的更自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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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Sheehan and Kenworthy 1971，p.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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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获得一个强硬的信誉来保持威慑，不仅在国际政治上是重要的，在许多政府的国内事务上也是重要的。虽然本书主要涉及没有中央权威的情形，但这个框架确实可以用于有权威存在的许多情况。因为即使是最有效的政府，也不能把公民的服从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相反，政府和被统治者之间有对策关系。这种相互作用经常是以“重复囚徒困境”形式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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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被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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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须阻止它的公民触犯法律。例如，为了有效地收税，政府必须保持对逃税者进行起诉的信誉。通常，政府用于调查和起诉逃税者的钱比从逃税者那里得到的罚款要多得多。当然政府的目的是要保持抓获和起诉逃税者的信誉以防止任何人在将来想逃税。税收的情形是这样，其他政策的情形也是这样，即保证公民服从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够并且愿意投入比当前利益多得多的资源来保持它的强硬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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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和它的公民而言，其社会结构中只有一个主角和许多配角。与此类似的社会结构是垄断者试图阻止其他人进入他的市场，或国王试图阻止各个省的反抗。在上述任何情况下，关键是要通过保持强硬的信誉来防止挑战。为了保持这个信誉，就要求用超出某个具体事件所需要的强硬手段来对付这个特殊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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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最强有力的政府也不能强迫推行它的政策。为了有效地控制，政府必须诱导大多数被统治者服从它的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建立和实行一些规则，使得大多数的被统治者在大部分时间里，只要服从这些规则就会得到好处。对工业污染的控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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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肖尔茨的模型（Scholz 1983），政府控制机构与被控公司的相互关系是处于“重复囚徒困境”。公司的选择是自愿遵守规则或违反规则，政府机构的选择是采取灵活的或强迫的执行方式来对付这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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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机构采用灵活的方式并且公司遵守这些规定，那么政府机构和公司都能从双方合作中得到好处。政府从公司的服从中得到好处，公司从政府的灵活性中得到好处。双方都避免昂贵的强迫和诉讼过程，社会也从完全服从的低代价经济中得到好处。但是如果公司违反规定，而政府机构采用强迫手段，则双方都会由于最终形成的法律关系而受到损害。如果政府机构采用的灵活政策看起来不会惩罚违法者，那么公司就会受到违反规定的诱惑。另外，政府机构也受到为了得到好处而对一个顺从的公司实施严厉措施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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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可以采用像“一报还一报”的策略，给公司自愿服从的激励，从而避免用严厉的措施来报复。在合适的收益和折扣参数的条件下，被控制者和控制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是重复的自愿服从和灵活管理的有利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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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尔茨的政府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型引入的一个新特征是政府还要考虑标准的强硬程度。例如，设定一个严格的污染标准就会增加违反这个标准的诱惑。另一方面，设立一个宽松的标准，就可能意味着允许更多的污染。同时，政府从自愿服从中得到的双方合作的收益就变小。这里的诀窍在于设立一个严格的标准，高到能得到最好的社会效益，但又不至于阻碍了大部分公司的自愿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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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制定和实施标准以外，政府经常要处理个人之间的纠纷。离婚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院把孩子的监护权判给一方而要求另一方支付孩子的抚养费。由于抚养费的提供不可靠而使得这种判决名声不好。因此有人提出，通过允许监护方在对方不支付抚养费时取消对方探视孩子的权利，来赋予父母双方未来相互作用有回报的特点（Mnookin and Kornhauser 1979）。这个建议使父母双方处于“重复囚徒困境”，让他们在回报的基础上作决定，即用可靠的抚养费与定期的探视权作交易，通过促进父母双方基于回报的稳定合作的模式来保证孩子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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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只是与它的公民有关系，而且与其他政府也有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每个政府可以与任何其他政府进行双边接触。国际贸易的控制就是一个例子。在这里，一个国家可以对另一个国家的进口实行贸易限制，例如，对不正当的贸易行为的报复。但是政府还有一个没有考虑到的有趣特征是：它们有特定的领土。在一个纯粹的领土系统中，每一个体只有几个邻居，并且只与这些邻居打交道，这种社会结构的动态特性是下一节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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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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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企业、部落和鸟类都主要是在一定的领地内进行相互接触。它们与邻居的接触比与其他相距较远的个体的接触多得多。因此，它们的成功很大部分取决于它们与邻居相处得怎样。然而邻居还能起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邻居可以提供一个样板。如果邻居做得不错，这个邻居的行为就会被模仿。通过这种方式，成功的策略能够从一个邻居传播到另一个邻居，最终在整个群体中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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