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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理论的主要结论是令人鼓舞的，它们说明即使是在一个其他人不愿合作的世界里，合作仍然可以通过一小群准备回报合作的个体来产生。分析还表明合作能发展的两个关键前提是合作要基于回报和未来的影响要足够重要以使得回报稳定。但是，基于回报的合作一旦在群体中建立，它就能保护自己不受非合作策略的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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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合作能够开始，能够在一个多样化的环境中发展，并且一旦建立起来就能保护自己不受侵入是令人鼓舞的。但是有趣的是，建立这些结果只需对个体和社会环境作很少的假设。个体不必是理性的，即使在对策者不知道为什么或如何做时，进化过程也能让成功的策略发展起来。对策者不需要交换信息或承诺什么，他们不需要言语，他们的行为替他们说话。同时，这里不需要假设对策者之间相互信任，回报的使用足够使背叛得不到好处。这里利他主义也是不需要的，成功的策略甚至能够从自私者那里引出合作。最后，不需要中央权威，基于回报的合作能够自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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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出现、发展和持续确实需要一点关于个体和社会背景的假设，它们要求个体能够识别出那些曾经相遇过的其他个体，并且要求记得它与这些个体相互作用的历史以便能作出反应。实际上，这些对识别和记忆的要求看起来并不那么高，即使是细菌也能在和另一个有机体接触时，通过采用只反应对方最近行为的策略（如“一报还一报”）来满足这些要求。因此，既然细菌都能玩这些游戏，人和国家当然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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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合作能稳定，未来必须有足够大的影响，这意味着相同的两个个体再次相遇的重要性要大到足以使得背叛是一个得不到好处的策略。它要求对策双方有一个足够大的机会再次相遇，并且他们再次相遇的意义不能被打太多折扣。例如，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堑壕战中的合作成为可能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无人区两边相同的小单位必须保持很长时间的接触，如果一方打破默契，另一方就可以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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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合作的进化要求成功的策略能繁荣，并且要求有多种多样的策略可以使用。这些机制可以是经典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和变异，也可以是有意识的过程，如模仿成功的行为模式和聪明的新策略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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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合作能首先开始，还需要一个条件。因为在一个无条件背叛的世界里，单个提供合作的个体是不能成功的，除非周围的人愿意回报。在另一方面，合作可以从具有识别力的小群体中产生，只要这些个体有一个很小的相互作用的比例是在它们彼此之间进行的。因此，必须有一个采用具有如下两个特性的策略的个体组成的小群体：这些策略必须是首先合作，而且它们必须能区分对手是反应合作的还是不反应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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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进化的条件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必要的，但它们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策略将是最成功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竞赛的方法提供了惊人的证据，说明了最简单的具有识别力的策略——“一报还一报”——的成功。通过在第一步合作，然后按对方上一步的方式去做，“一报还一报”与各种各样复杂的决策规则相处得很好。它不仅赢得了由对策专家提交的参赛程序进行的“囚徒困境”第一轮竞赛，而且赢得了包括了由参考了第一轮竞赛结果的人所设计的超过60个程序的第二轮竞赛。它还赢得了第二轮竞赛的6次变形赛中的5次（第6次变形赛中它名列第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它的成功不只是与那些得分很差的策略相处得很好。假想的未来竞赛的生态分析说明了这一点，在几百轮的模拟竞赛中，“一报还一报”还是最成功的规则，这说明它与好的和坏的规则都能够相处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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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还一报”的成功是由于它的善良性、可激怒性、宽容性和清晰性。它的善良性意味着它决不首先背叛，这个特性防止它陷入不必要的麻烦；它的可激怒性使对方一旦尝试背叛后就不敢坚持；它的宽容性有助于恢复双方合作；它的清晰性使得它的行为方式容易被辨识，一旦被识别，就容易看出与“一报还一报”相处的最好方式就是与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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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报还一报”一直很成功，但它还不能称为“重复囚徒困境”的理想策略。首先，“一报还一报”以及其他善良策略要在未来影响足够大时才有效，但是即使这样，也没有能独立于其他人所采用的策略的理想策略。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如在没有足够的其他人回报它的最初合作的情况下，即使是“一报还一报”也做得很差。“一报还一报”确实也有它的弱点。例如，对方一旦背叛，“一报还一报”总是以背叛回报，如果对方作同样的反应，结果将会是无止境的交替背叛。在这一点上“一报还一报”是不够宽容的。但是，“一报还一报”对待那些完全不反应的规则，如纯随机规则，又太宽容了。然而在众多设计来取胜的复杂策略所组成的多样性的环境中，“一报还一报”确实表现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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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善良的策略，如“一报还一报”，最终被所有人采用，那么采用这个善良策略的个体，在与其他人相处时就能够表现得宽宏大量。事实上，一个善良策略的群体，能够像保护自己不受单个个体侵入一样保护自己不受任何这类策略的小群体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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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果绘出了一幅合作进化的图画。合作能从小群体开始，在善良、可激怒和某种程度的宽容的规则中逐步成长，并且一旦成为一个群体，采用这种有识别力的策略的个体就能保护自己不受侵入，总体的合作水平是在上升而不是下降。换句话说：合作的进化是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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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一章所述，从美国国会的回报规范的形成中可以看到这种机制。在建国初期，国会议员们由于他们的奸诈和背叛而闻名。他们相当不讲道德而且经常相互欺骗。然而，过了几年，合作的行为模式出现了并且保持稳定。这些模式就是基于回报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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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机构也发展了基于相似规范的稳定合作模式。例如，钻石市场是由于它的成员只要口头保证或一个握手就能成交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交易而闻名的。这里的关键因素在于参与者都知道他们还要一次又一次地打交道。因此，任何想占便宜的企图都是没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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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恩·卢西亚诺（Ron Luciano）的回忆录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卢西亚诺是一个棒球裁判，有时也会伤风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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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我懂得信任一些投球手并在我不舒服的时候为我做裁判。这不舒服的日子经常发生在狂欢夜之后，……在这些日子里，我没有什么可做的，只是吃两片阿司匹林，尽量少叫喊。如果我所信任的人正在打球。我就会告诉他：“嘿，今天我不舒服，你最好帮我当裁判。如果是一个好球，握起你的手套在适当的位置多停一秒钟，如果是一个坏球，就把它扔回去，请不要大声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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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投球手的依赖之所以可靠是因为如果卢西亚诺怀疑他被欺骗了，他有的是机会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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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用这种情况来占便宜，也没有击球手知道我在干什么，只有一次是爱迪赫尔曼裁决投球手时，这个投球手不服这个裁决。我笑，我大笑，但我没说一句话，尽管我真想说出实情。（Luciano and Fisher 1982，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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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商业交易都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持续的关系使得合作能在没有中央权威的帮助下得以发展，虽然法院为解决商业争端提供中央权威。但人们一般不借助这个权威。一个采购代理商表达了共同的商业态度：“一旦出了什么事，你与对方在电话中讨论如何解决问题。如果你还想再做生意，你就不要相互谈合同的法律条款。”（Macaulay 1963，p.61）这个态度被广为接受，当一个包装材料制造商检查订货记录时，他会发现顾客订单的2/3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Macaulay 1963）。交易的公平不是靠法律诉讼的威慑来保证，而是由对双方未来交易的好处的预期来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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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未来相互作用的预期破灭时，就需要一个外来的权威。按照麦考莱的说法，也许绝大部分吵到法院的商业合同案例都是母公司错误地中止代理商的特权。这种冲突之所以要打官司是由于一旦特权被终止，在特许者和母公司之间就不再有未来双方交易的好处的前景。合作中止了，接下来就是耗费很大的法庭诉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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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些情况下，双方有益的关系是如此普遍，使得参与者的各自特征变得模糊不清了。例如，伦敦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开始于一小群独立的保险代理商。由于一艘船和它的货物保险对一个代理商来说是一个大的负担，几个代理商经常相互做交易以分担这些风险。这种交易如此频繁使得这种保险逐步发展成一个具有自己正规结构的联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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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相互接触的重要性能够为机构的设计提供指导。为了促进一个组织成员之间的合作，成员之间的关系应该使得个体之间有经常的和持续的相互作用。如第八章讨论的公司和官僚机构就是经常用这种方式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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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问题是要阻止合作而不是促进合作。例如，通过避免促进合作的条件来防止商业上的勾结。不幸的是，即使在自私者之间，合作也很容易发生。这说明防止勾结不是件容易的事。合作并不需要正规的协议或者面对面的协商。因此，防止勾结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反垄断行动上，而不是去调查竞争公司的领导之间的秘密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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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政府要选两个公司来竞争开发新的军用飞机的合同。由于航空公司的专业化程度很高，它们只为空军或海军生产飞机，这就存在一个趋势使有相同专业的公司在最终竞争中彼此相遇（Art 1968）。两个给定公司之间的经常性接触使得它们相对容易达成默契和勾结。为了使这种默契更难，政府必须想办法减少专业化程度或弥补它的影响。这样有相同专业的一对公司在最后竞争中相遇的机会就会小些。这就使得它们以后相互作用的价值相对小些以减少未来的影响。如果下一个期望的相互作用足够遥远，在默契勾结的形式中回报合作就不再是稳定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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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正式协定也能达到合作的潜力在另一些情况下也有它光明的一面，例如，它意味着在控制军备竞赛中的合作没有必要完全通过追求正规的谈判协定来实现。军备控制也可以心照不宣地进行。当然，美国和苏联都知道它们要相互打很长时间的交道，这有助于建立必要的条件。这些领导人可能相互不喜欢对方，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些学会“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士兵们相互也不喜欢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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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一个政治领导人认为不必追求与另一个大国合作，因为一个更好的计划可以使它垮台。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对方的反应不仅是拒绝正常的合作，它还有可能在它不可挽回地被削弱之前使冲突升级。例如，日本在珍珠港的孤注一掷，就是对美国旨在使它停止在中国的侵略所采用的经济制裁的反应（Ike 1967，Hosoya 1968）。日本决定在它变得更加虚弱之前进攻美国而不是放弃它所谓的生死攸关的地区。日本知道美国比自己强大得多，但是制裁的累积影响使得它认定攻击比等待局势变得更危急会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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