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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投球手的依赖之所以可靠是因为如果卢西亚诺怀疑他被欺骗了，他有的是机会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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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用这种情况来占便宜，也没有击球手知道我在干什么，只有一次是爱迪赫尔曼裁决投球手时，这个投球手不服这个裁决。我笑，我大笑，但我没说一句话，尽管我真想说出实情。（Luciano and Fisher 1982，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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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商业交易都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持续的关系使得合作能在没有中央权威的帮助下得以发展，虽然法院为解决商业争端提供中央权威。但人们一般不借助这个权威。一个采购代理商表达了共同的商业态度：“一旦出了什么事，你与对方在电话中讨论如何解决问题。如果你还想再做生意，你就不要相互谈合同的法律条款。”（Macaulay 1963，p.61）这个态度被广为接受，当一个包装材料制造商检查订货记录时，他会发现顾客订单的2/3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Macaulay 1963）。交易的公平不是靠法律诉讼的威慑来保证，而是由对双方未来交易的好处的预期来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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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未来相互作用的预期破灭时，就需要一个外来的权威。按照麦考莱的说法，也许绝大部分吵到法院的商业合同案例都是母公司错误地中止代理商的特权。这种冲突之所以要打官司是由于一旦特权被终止，在特许者和母公司之间就不再有未来双方交易的好处的前景。合作中止了，接下来就是耗费很大的法庭诉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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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些情况下，双方有益的关系是如此普遍，使得参与者的各自特征变得模糊不清了。例如，伦敦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开始于一小群独立的保险代理商。由于一艘船和它的货物保险对一个代理商来说是一个大的负担，几个代理商经常相互做交易以分担这些风险。这种交易如此频繁使得这种保险逐步发展成一个具有自己正规结构的联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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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相互接触的重要性能够为机构的设计提供指导。为了促进一个组织成员之间的合作，成员之间的关系应该使得个体之间有经常的和持续的相互作用。如第八章讨论的公司和官僚机构就是经常用这种方式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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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问题是要阻止合作而不是促进合作。例如，通过避免促进合作的条件来防止商业上的勾结。不幸的是，即使在自私者之间，合作也很容易发生。这说明防止勾结不是件容易的事。合作并不需要正规的协议或者面对面的协商。因此，防止勾结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反垄断行动上，而不是去调查竞争公司的领导之间的秘密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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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政府要选两个公司来竞争开发新的军用飞机的合同。由于航空公司的专业化程度很高，它们只为空军或海军生产飞机，这就存在一个趋势使有相同专业的公司在最终竞争中彼此相遇（Art 1968）。两个给定公司之间的经常性接触使得它们相对容易达成默契和勾结。为了使这种默契更难，政府必须想办法减少专业化程度或弥补它的影响。这样有相同专业的一对公司在最后竞争中相遇的机会就会小些。这就使得它们以后相互作用的价值相对小些以减少未来的影响。如果下一个期望的相互作用足够遥远，在默契勾结的形式中回报合作就不再是稳定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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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正式协定也能达到合作的潜力在另一些情况下也有它光明的一面，例如，它意味着在控制军备竞赛中的合作没有必要完全通过追求正规的谈判协定来实现。军备控制也可以心照不宣地进行。当然，美国和苏联都知道它们要相互打很长时间的交道，这有助于建立必要的条件。这些领导人可能相互不喜欢对方，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些学会“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士兵们相互也不喜欢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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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一个政治领导人认为不必追求与另一个大国合作，因为一个更好的计划可以使它垮台。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对方的反应不仅是拒绝正常的合作，它还有可能在它不可挽回地被削弱之前使冲突升级。例如，日本在珍珠港的孤注一掷，就是对美国旨在使它停止在中国的侵略所采用的经济制裁的反应（Ike 1967，Hosoya 1968）。日本决定在它变得更加虚弱之前进攻美国而不是放弃它所谓的生死攸关的地区。日本知道美国比自己强大得多，但是制裁的累积影响使得它认定攻击比等待局势变得更危急会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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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某人垮台是通过使未来的相互作用变得更加有疑问而改变参与者的时间期望。没有未来的影响，合作变得很难维持。因此，时间期望的作用对维持合作是关键的。当相互作用有可能持续一段较长时间时，对策者就会一起关心他们的未来。合作的出现和持续的条件就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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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基础不是真正的信任，而是关系的持续性。当条件具备了，对策者能通过对双方有利的可能性的试错学习、通过对其他成功者的模仿或通过选择成功的策略剔除不成功的策略的盲目过程来达到相互的合作。从长远来说，双方建立稳定的合作模式的条件是否成熟比双方是否相互信任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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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未来对于合作条件的建立是重要的一样，过去对现实行为的调控也是重要的。最基本的是对策者能够观察和反应对方以前的选择，没有这种利用过去的能力，就不能够惩罚背叛，对合作的激励也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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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监视对方过去行为的能力不需要是完美的。“囚徒困境”的计算机竞赛假定完全知道对方以前的选择。可是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偶尔会对其他人的选择产生错觉。一个背叛可能被认为是合作，或者一个合作却被看作是背叛。为了探讨错觉的影响，计算机的第一轮竞赛在经过修正，即假设每一个选择都有1%的可能被对方误解之后，又进行了一次竞赛。与期望的一样，这些误解导致了更多的背叛。令人惊讶的“一报还一报”还是最好的决策规则，虽然它由于单个误解引起一连串交替报复而陷入麻烦，但它经常能用另一个错觉而中止这种反应。许多其他规则具有较少的宽容，因此，一旦它们陷入麻烦，就很少能摆脱出来。“一报还一报”在面对错觉时也能表现得很好，因为它乐于宽容，因此有机会重建双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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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期望的作用对机构设计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大的组织中，如商业公司和政府官僚机构，行政官员经常每两年从一个位置调到另一个相近的位置。[2]这就给官员一个很强的短期行为激励而不顾组织的长期利益。他们知道不久就要被调到另一个位置去，他们在前一个位置上的选择的后果在离开这个位置之后就可能不算他们的责任了。这就给两个任期快结束的官员一个相互背叛的激励。因此，快速换班的结果使得组织内部的合作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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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三章指出的，当一个政治领导人再当选的机会看起来很小时，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即将届满的官员身上这个问题就更尖锐。从公众的立场看，一个面临事业终点的政治家会是危险的，因为追求个人利益的诱惑增加了，他不再为了获得双方利益而与选民保持合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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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治领导人的更换是民主政治的必要部分，这个问题必须用其他办法来解决。这里政党是有用的，因为它们能为它们选出的成员的行为向公众负责。选民和政党的关系是长期的，这就使政党要选出不会滥用权力的候选人。如果一个领导人被发现屈服于诱惑，选民们在下次评价选举同一政党的另一候选人时就会把它考虑进去。在水门事件之后选民对共和党的惩罚说明，政党确实要为其领导人的背叛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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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解决人事变动的组织办法需要考虑在特殊位置上个人任期之后的责任问题。对一个组织或公司而言，保证这种责任的最好方法是不仅考虑一个人在现在位置上的成功，而且还要考虑他留给下一任的位置的情况。例如，一个官员在就要调到新位置之前通过背叛同事而谋利，那么在评价这个官员政绩时就必须考虑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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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理论对于人的选择以及机构的设计都有帮助。就个人来说，在进行这项研究中使我最吃惊的就是可激怒性的价值。在开始这个项目时，我相信人不要太急于发怒。“囚徒困境”的计算机竞赛的结果证明了快速反应挑战确实会更好。它表明如果你对无理的背叛反应缓慢，就会有一个发出错误信号的危险。让越多的背叛继续下去而不受惩罚，就越有可能使对方得出背叛能得到好处的结论。并且，这种模式建立得越强，就越难打破它。这意味着很快被激怒比慢些好。“一报还一报”的成功说明了这一点，通过马上反应，给对方一个反馈信号，背叛是没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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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潜在的违反军控条约的反应也说明了这一点。苏联对它与美国达成的条约的限度偶尔采取一些试探步骤，美国越快察觉这些试探并作出反应，情况就越好。等到它们积累起来就需要作出一个较大的，但有可能引起更多麻烦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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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的速度取决于发觉对方的一个特定选择所需要的时间。这个时间越短，合作就越稳定。一个快速的发现意味着相互作用的下一步就来得快，因此就增加了由系数w表示的未来的影响。因此，只有那些能够很快发觉被违反的军控条约才可能是稳定的。关键是要求这些违反能够在它们积累到使受害者的可激怒性已不够阻止背叛的程度之前被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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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激怒性的价值有关的竞赛结果与什么使得善良规则是集体稳定这样的理论分析是相辅相成的。为了能够阻止侵入，一个善良规则必须能够被对方的第一次背叛所激怒（第三章，命题4）。理论上，这个反应不需要是马上的，而且也不必一定要发生，但它必须是有一个最终要发生的真实的概率。重要的是不能使对方得到背叛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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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激怒性有它的危险，即如果对方确实只想尝试一次背叛，报复将导致进一步的报复，冲突将恶化成无止境的双方背叛，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例如，在许多文化中家族之间的血恨会持续几年甚至几代（Black-Michaud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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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持续是由于反射作用：双方用各自新的背叛反应对方上一次的背叛。一种解决办法是找一个中央权威，通过法律条款来控制双方。不幸的是，这种方法通常是不可行的。并且即使有法律的规定，通过法院处理像保证商业合同等日常事务的费用也使人望而却步。当采用中央权威是不可能的或代价太高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依靠一个能自我控制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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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自我控制的策略必须是可激怒的，但是反应必须不是太激烈以免导致一个无止境的背叛振荡。例如：假设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国家联合着手使它们在东欧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动员起来。这样能使苏联在爆发常规战争中得到更多的优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有效反应应该是加强它自己的警戒状态。如果苏联往东欧增加部队，作为反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应该从美国增加部队。贝茨（Betts 1982，pp.293—294）建议这种反应应该是自动的。这样就可以使苏联清楚地看到北约的这种增加部队是一个标准的程序，它只发生在苏联动员之后。他还建议这种反应是有限的，即每三个苏军师动员起来就调进一个美军师。实际上，这有助于限制反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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