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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铤而走险，常常可以传递某些信号。不单在情感这样的领域，在事关生死存亡的政治领域，也经常有铤而走险来表示“忠诚”信号的例子，读者可参见第4章“危险传递忠诚信号”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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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的博弈：有限信息下的生存智慧 道德风险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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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搞垮了巴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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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2年，弗郎西斯·巴林与他的兄弟约翰在伦敦创建了巴林银行，他们的银行因资助国际贸易而发展壮大。这家银行很会发战争财，它曾在独立战争期间为英国提供资金资助，也曾资助英国对拿破仑的战争，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银行之一。不过好马也有失蹄的时候。1890年，巴林银行曾因无法收回早年对阿根廷的贷款几乎陷入破产，但英格兰银行挽救了它。随后10年，巴林家族重振了巴林银行的雄风。虽然地位再没有像以前那样显赫，但它毕竟实力雄厚。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5年，巴林银行的影响力又有所扩展，这部分得益于其大量的远东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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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2月底，巴林银行董事会开会总结1994年的经营成果。银行的利润只有很小幅度的上升，但对于其他大多数竞争者来说，在当时恶劣的外部环境下，取得这样的成果已经实属不易。这些成果的取得，很大程度归功于其在新加坡的证券业务，这曾是一项非常赚钱的业务。但是，有一天下午，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新加坡营业所交易明星尼科·里森不辞而别，并从此销声匿迹。银行高级管理层立即核查银行记录，发现了大问题。银行的总亏损额达到了14亿美元，实际上已经濒临倒闭的边缘。最后，这家大英帝国最古老的商业银行，以1英镑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了荷兰的一家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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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银行的倒闭，主要原因在于其内部管理的失控。其业绩评估、报酬体系都存在一些问题，而员工里森的道德风险加剧了管理问题，并最终导致了银行的倒闭。在原则上，里森只从事最简单的交易操作──在大阪股票交易所和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之间，根据证券价格开展套利业务。里森本来可以通过在报价较低的交易所里买进证券，同时在报价较高的交易所里卖出证券，从而可以锁定一个基本上无风险的利润。而且，证券价差虽然小，但是由于交易数额巨大，并不难获得可观的利润。银行当然希望里森这样操作。但是，当后来检查银行记录的时候，管理人员发现，里森在两个市场做的都是多头买进，而不是在一个市场买进在另一个市场卖出。实际上里森是下了一个很大的赌注：证券价格会上升。但是结果相反，证券价格下降了，于是银行的偿债能力受到了很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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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里森会放弃一个基本上没有风险的操作方案，而采取一个风险很大的操作方案呢？一个原因就在于银行的报酬制度，它规定交易员的报酬随业绩增长而增长，但是交易的风险却是由银行承担的。就好像我给你一笔钱去投资，并且告诉你，倘若赚了钱你可以就利润提成，但投资亏损后亏损的本金就算我的。好了，现在你面临两种投资方案，一种方案无风险，你稳赚10%的收益；另一种方案有风险，各有一半的机会亏损100%或者赚取100%。你会选择哪种投资方案呢？选择无风险方案，你稳赚10%；而选择风险方案，你要么得到100%，要么亏损，但亏损了之后你无须承担损失，相当于你得到0%，而你的预期回报率达到0.5（100%）+0.5（0%）=50%。现在你会选择什么方案呢？这个方案对我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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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我能够监督你的投资，那么我就可以与你订立一个合同，我给你用于投资的资本，但是你必须投资于无风险的方案。因此，你之所以有选择风险方案的道德风险，是因为我不能观察到你的投资行动选择，也无法把你的行动选择写到合同里。同样，里你之所以有选择风险方案的道德风险，是因为我不能观察到你的投资行动选择，也无法把你的行动选择写到合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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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正在于银行难以观察他的行动，而银行的管理架构也导致对交易员的行为缺乏监督，结果才酿成不良后果。同样的故事也曾在代瓦银行上演。代瓦银行纽约办事处的托斯哈德·伊古奇也曾有类似的道德风险行为，导致银行亏损达11亿美元。不过，有幸的是，在银行被彻底毁掉之前，管理层就发现了问题，并通过改革组织架构制止了道德风险问题的扩大和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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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责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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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关系可能是道德风险最普遍的一个领域。老板或经理不能监督员工的时候，员工就有动力偷懒，或者采取有损于老板和经理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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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体现雇用关系中道德风险重要性的证据，在于企业频繁地给予员工激励或者绩效报酬合同。本书不会专门讨论绩效合同（那是另一本书的主题），但我们还是不妨看一些员工道德风险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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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体现雇用关系中道德风险重要性的证据，在于企业频繁地给予员工激励或者绩效报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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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航空调度员的重要责任是维护空中安全，使飞机在飞行中相互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他们利用雷达跟踪飞机，并利用无线电指挥飞行员。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联邦雇员，包括航空调度员，都受到一项伤残计划《联邦雇员赔偿法》的保护。如果他们由于工作的原因而伤残，那么他们在伤残期内就有权按照一个固定比例获得工资。这个免税赔偿额可高达基础工资的75%。在固定税率下，赔偿期内雇员根据伤残计划得到的实际收入比其工作时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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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赔偿，他们就必须证明自己所受的伤残与工作有关。当然，伤残不一定是肉体的，也包括精神的，比如工作压力造成的精神错乱。这为一些不合理的索赔要求埋下了种子，因为精神错乱是不好观察的，正常人也可以模仿精神错乱。为了控制不正当的赔偿要求，伤残报告必须附有医生证明以及同事们的第一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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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调度员通常被认为是精神压力比较大的一项工作，因此，可以相对容易地提出精神方面的伤残赔偿。1974年的伤残赔偿规定比1972年的规定更容易获取精神赔偿，结果调度员的伤残赔偿要求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为了获得精神伤残赔偿，一些人还与医生等串通出具虚假证明。甚至，有些调度员通过造成一些违章事故来“证明”自己已经不能胜任工作，比如在调度中“违反飞行间距”，即由该调度员负责的飞机飞行时距离过近。这就是调度员道德风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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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也有与此类似的案例，只不过这些例子不在航空业，而在煤矿业。由于监管不力，我国的煤矿事故比较高。过去，对于在煤井事故中死亡的人们能够获得的赔偿比较低，所以那些煤矿老板不太注重安全生产，因为承受不安全的损失或赔偿比提供安全的成本可能更经济。为了让煤矿老板重视安全生产，后来国家将煤矿死亡的赔偿提高到每人不低于20万元的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老板煤矿重视安全，但是也刺激了煤矿工人的道德风险。有些煤矿工人，为了获得高额赔偿，故意不安全生产。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我有一年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时，在某个讨论组听到一个研究者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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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事故与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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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汽车多，交通事故就多，伤亡于交通事故的人数也就多。在20世纪50年代，汽车基本上没有安全带，而现在所有的汽车都有安全带。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公共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纳德尔（R.Nader）写过一本《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的书。这本书引发了公众对汽车安全的关注。于是一些国会议员提出要求对汽车安全进行立法。最终，国会立法要求汽车公司必须在汽车上装配包括安全带在内的各种安全装置，安全带由此成为所有新汽车的标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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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带的法律如何影响了汽车安全呢？有两个经济学家后来评估了这个问题，然而他们得到的答案竟然是对社会的效果并不明显。一方面，安全带使得事故发生时司机的性命更安全，司机死亡的人数下降了。但是另一方面，更有安全保障的驾驶条件也刺激了司机的道德风险，与缺乏安全保障下的谨慎驾车相比，更安全的司机驾车谨慎性下降了，在预计不会碰到警察路段的酒后驾车、开飞车的多了，结果是交通事故增加了，行人和旅客死亡的人数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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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佩兹曼（S.Peltzman）写道：为了真正降低交通事故，不应该装备安全带，最好的办法是在方向盘上插一把匕首。这样，司机就不敢不全力以赴开车了。这个观点未免过于极端，但是却有其一定的道理。现在，汽车的安全性能越来越好，但我们看到的不正是技术拙劣的“马路杀手”越来越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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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的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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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一样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即由于股东们难以对公司高级管理者的行为进行完全的监督，所以在股东盯不到的地方，高级管理者就很可能会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损害股东利益。管理层道德风险在公司治理中已有很多研究，一般说来它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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