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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防御策略。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管理层通常会采取伤害股东的行为。事实上他们有很多防御策略。首先，他们可能会积极进行那些可使他们成为必不可少人物的专用性投资，譬如投资于一个他们擅长的而实际上已经快要过时的技术或者正在衰退的产业。其次，他们在职位受到威胁的时候，很有动力进行报表粉饰，创造性地运用会计技术来掩饰其不断恶化的经营状况，使得业绩“看上去很美”。相应地，业绩很好的时候，他们常常倾向于过于保守的经营方式，因为他们不愿冒业绩下降而失去职位的风险；当业绩很差时，他们又常常偏好过于冒险的经营策略，因为损失最终是由股东来承担的，一招险棋或可换得重生也是很正常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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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自利交易。管理层可以通过一些策略性的交易来增进自己的私利（private benefits）。他们可能会消费过高的补贴；或者任人唯亲，至少也得选一个想法接近自己的人以免退位后受到批评或者使其过去的业绩显得黯淡无光；或者将产品贱卖给亲戚朋友或者从亲戚朋友中选择一个昂贵的供应商；或者花费公司的金钱与政治家交朋友或为政治团体提供资助。近年来的公司治理丑闻，主要与自利交易有关，而且在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力时，某些自利交易虽然具有合法性质，但实际上是对股东财富的掠夺。价格转移、资产剥离、投资者稀释等方法可能常常是合法的攫取手段，但这与做贼没什么两样。当然，自利交易也可发展成直接的非法行为，比如内部监守自盗、违法的内部交易或者故意泄露或出售商业秘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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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再重复一次，道德风险的存在依赖于行为不可观察。如果行为可以被观察以及被第三方验证，那么就可以通过订立合同规避道德风险。从信息可观察和可验证的角度看，前面四种道德风险中，自利交易最容易被观察和发现，因此法律对于管理层道德风险的限制也主要集中在自利交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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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险的存在依赖于行为不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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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中的搭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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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与一个伙伴合作去完成一项任务。这个任务的完成不仅取决于你和伙伴的努力，还取决于“运气”。我们假设，如果你们两人都努力，则有0.8的概率成功而获得收入100元，有0.2的概率失败而只能得到0元。如果你们两人有一人努力，则有0.5的概率成功获得100元，有0.5的概率失败而只能获得0元。如果两人都不努力，则只有0.2的概率成功获得100元，有0.8的概率失败只能获得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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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每个人努力需要付出努力成本20元，不努力则付出成本为0元；对于合作利益的分配，是平均分配（因为不知道谁的贡献更大），任务成功每人可分得50元，失败则只能得到0元。于是，可以计算出每个人在各种情况下的预期净赢利，[2]如图3-1的盈利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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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团队生产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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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本来大家都努力是最好的结果，但是纳什均衡却是大家都不努力这个最差的结果。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正是道德风险，因为你观察不到你的伙伴是否努力，所以他就最好不努力来占你的便宜；同样，你的伙伴也观察不到你的行为，所以你也会尝试占他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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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问题还不止这么一点。你们可以相互达成协议：大家都要努力。但是这个协议难以实施！因为你会想，对方是不是真的会努力呢？不管他努力不努力我都不可能知道的（因为即使知道结果是100或0，也无法判断对方是否努力），既然不努力对他更好，这让我怎么能相信他会努力呢？除非他傻呀。而你的伙伴也会有跟你一样的想法。更进一步，你们彼此都很清楚对方心中的算盘，所以你们之间的信任将非常脆弱，结果大家还是会选择不努力。即使博弈重复有限多次，也难以避免搭便车的行为。彼此的道德风险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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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把这个例子稍微改变一下：如果你们都努力，则一定会产出100（每人分50），而一人努力、一人不努力则产出50，每人分25，都不努力则产出20，每人分10。考虑扣除努力的成本，我们仍会得到图3-1。此时，订立一个两人都努力的协议是能够得以实施的。譬如，订立这样一个协议：如果谁不努力，就罚款12元；如果不能区别谁不努力，但只要有人不努力，就各罚款6元。此时，确定性产出价值将揭示努力的信号：如果产出100，则每个人都知道彼此都已努力；如果产出20，则每个人都知道对方没有努力，两个不努力者均被罚款12元；如果产出50，则必有一方没有努力，他们彼此知道谁没有努力，但是监督协议实施的第三方无法判断谁没有努力，于是对每人罚款6元。这就使得（有协议下的）博弈转变成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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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团队生产博弈（确定性产出，有罚款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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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3-2中，努力是每个人的占优策略，纳什均衡就是大家都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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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改变，我们想说明的是，搭便车的行为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团队产出具有不确定性，使得搭便车的人可以将自己卸责行为的不良后果归结为“运气”不好所致；也正是人们可以将不好的产出归结到“运气”，所以他们就更有道德风险行为。当产出确定时，有时候可以通过产出来判断人们的行为选择，这时通过签署协议可以避免道德风险。不过，这是在人很少的情况下（如图3-2只有两个人）才比较容易做到；当团队成员很多，即使通过确定的产出来推断人们的行为也会更麻烦（更不用说产出不确定的时候），也就是说，要监督协议的实施将更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小群体中的人们比大群体中的人们努力水平更高，或者说大群体中搭便车现象更严重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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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便车的行为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团队产出具有不确定性，使得搭便车的人可以将自己卸责行为的不良后果归结为“运气”不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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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可见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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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险在生活中几乎处处可见。比如，当你聘请一个律师为你打官司，律师可能收了你的钱，却不尽心帮你打官司；你去医院看病，医生可能建议你做许多不必要的检查项目；你向老师求学，老师也可能收了你的学费，却不传授真功夫给你；你委托朋友办事，他可能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却告诉你这个事难度太大所以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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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你因此而认为这个世界太悲观，那我也是不赞同的。道德风险可能没有经济学家们想像的那么厉害。一方面，因为很多人总还是有些“做人”的原则，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过于伤害别人。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我们可以设计很多的机制来对付道德风险问题，这个社会也演化出了许多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道德风险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且内容丰富，值得专门写另外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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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Tirole，2005，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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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如，大家都努力时，你的预期净赢利为：0.8（50）+0.2（0）-20=20，其他计算依次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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