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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提及，信号传递和信息甄别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我们把前一章的教育信号传递模型稍加修改，就可以成为一个信息甄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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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信号传递模型中，我们假设高能力劳动者的边际产出价值为2，低能力劳动者的边际产出为1，因此完全竞争的市场要求给他们支付的工资也分别为2或1。但是，当信息不完全时，就可能导致企业面临逆向选择问题。高能力劳动者固然有传递其能力信号的动力，比如他们去接受更高的教育。但另一方面，企业也有动力通过设置教育水平来作为甄别劳动力质量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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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地，在前一章的信号传递模型中，我们先验地假定了y*的存在，然后讨论信号传递分离均衡存在的成本条件。但另一方面，究竟什么是高等教育水平，什么是低等教育水平，这只是相对的。比如企业在招募广告中，有些广告要求求职者必须大学毕业，有些则要求求职者拿到博士学位。也就是说，是企业根据其实际情况来决定的，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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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企业实施这样一个报酬合同：如果员工教育水平y≥y*，则支付工资2；如果员工教育水平y＜y*，则支付工资1。我们的问题是，这个合同在什么时候可以成为甄别劳动力质量的有效机制？或者说，企业究竟应该设置何种水平的y*，就可以完全分离两类不同能力的劳动力？对此，企业的考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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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设置的y=y*必须令高能力者选择教育水平y=y*更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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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设置的y=y*必须令低能力者选择教育水平y=0更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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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这两个（激励兼容）条件得到满足，那么就会出现高能力者选择高等教育y=y*而低能力者选择低等教育y=0的情况，于是企业就根据教育水平甄别出了高质量和低质量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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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假设高能力者接受教育的边际成本为C1，低能力者接受教育的边际成本为C2，那么前面的两个激励兼容约束就分别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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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两式[2]中，式（5-1）是说高能力者选择教育水平y*比选择教育水平0获得的净赢利更大；式（5-2）是说低能力者选择教育水平0比选择教育水平y*获得的净赢利更大。将此两式联立求解，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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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只要y=y*的取值在1/C2和1/C1之间，那么设置的教育水平年限y*就可以完全分离两类不同质量的劳动力。不过读者仔细考察一下可以发现，y*存在的条件要求C1＜C2，即高能力者接受教育的成本必须低于低能力者接受教育的成本，否则就无解，企业也就不可能通过教育水平来甄别求职者类型。不过，幸运的是，现实中高能力者接受教育的成本的确比低能力者接受教育的成本更低一些。想一想这些事实吧：高能力者更善于学习，所以学习对他们而言的痛苦程度更低；因为学习困难为了提高学习成绩而需要缴纳的补习费用、聘请家教的费用也更低；更好的学习成绩会获得更多的奖学金资助……这些都表明，高能力者在心理、精神和金钱等方面的边际教育成本，均比低能力者的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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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结果，如图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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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最佳教育年限y*的选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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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的阴影区域即满足分离两类劳动力所要求的教育年限y*。容易发现，若选择更短的教育年限（比如Y1），那么会导致两类劳动力都接受Y1的教育水平成为较高学历者；若选择太长的教育年限（比如Y2），则会导致两类劳动力都选择接受教育水平0，没人接受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企业在雇用中的学历标准为什么既不是高不可攀，也不是低得没有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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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图形，读者还可以尝试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获取教育的成本下降（尤其是低能力者获取教育的代价下降），对企业雇用的学历标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你不太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想想近年来大学扩招的后果吧。大学扩招，导致低能力者也获得了更大的高等教育机会（相当于降低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代价），其结果是，企业为了甄别出高质量劳动力而不得不提高对教育年限（即学历）的更高要求。这一结论，可以在图5-2中得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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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低能力者边际教育成本下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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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低能力者边际教育成本下降以前，分离两类求职者的最低教育年限要求是1/C2；由于低能力者边际教育成本下降，其教育成本曲线顺时针旋转一定角度，此时分离两类求职者的最低教育年限要求是，可以发现，因此低能力者教育成本下降的结果是导致了企业选择更高的教育年限（学历）作为甄别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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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譬如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可以试图甄别代理人类型，但是其提供的激励合约必须满足代理人的参与约束，在有限责任保护时代理人将可以获得信息租金。读者若要更深入地了解相关理论，可参阅任何一本涉及针对逆向选择设计激励合约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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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读者可将此两式与第4章“模型例子”一节中有效信号分离均衡条件比较，可发现两处的条件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