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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这两个(激励兼容)条件得到满足,那么就会出现高能力者选择高等教育y=y*而低能力者选择低等教育y=0的情况,于是企业就根据教育水平甄别出了高质量和低质量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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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假设高能力者接受教育的边际成本为C1,低能力者接受教育的边际成本为C2,那么前面的两个激励兼容约束就分别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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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两式[2]中,式(5-1)是说高能力者选择教育水平y*比选择教育水平0获得的净赢利更大;式(5-2)是说低能力者选择教育水平0比选择教育水平y*获得的净赢利更大。将此两式联立求解,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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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只要y=y*的取值在1/C2和1/C1之间,那么设置的教育水平年限y*就可以完全分离两类不同质量的劳动力。不过读者仔细考察一下可以发现,y*存在的条件要求C1<C2,即高能力者接受教育的成本必须低于低能力者接受教育的成本,否则就无解,企业也就不可能通过教育水平来甄别求职者类型。不过,幸运的是,现实中高能力者接受教育的成本的确比低能力者接受教育的成本更低一些。想一想这些事实吧:高能力者更善于学习,所以学习对他们而言的痛苦程度更低;因为学习困难为了提高学习成绩而需要缴纳的补习费用、聘请家教的费用也更低;更好的学习成绩会获得更多的奖学金资助……这些都表明,高能力者在心理、精神和金钱等方面的边际教育成本,均比低能力者的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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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结果,如图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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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最佳教育年限y*的选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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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的阴影区域即满足分离两类劳动力所要求的教育年限y*。容易发现,若选择更短的教育年限(比如Y1),那么会导致两类劳动力都接受Y1的教育水平成为较高学历者;若选择太长的教育年限(比如Y2),则会导致两类劳动力都选择接受教育水平0,没人接受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企业在雇用中的学历标准为什么既不是高不可攀,也不是低得没有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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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图形,读者还可以尝试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获取教育的成本下降(尤其是低能力者获取教育的代价下降),对企业雇用的学历标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你不太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想想近年来大学扩招的后果吧。大学扩招,导致低能力者也获得了更大的高等教育机会(相当于降低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代价),其结果是,企业为了甄别出高质量劳动力而不得不提高对教育年限(即学历)的更高要求。这一结论,可以在图5-2中得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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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低能力者边际教育成本下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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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低能力者边际教育成本下降以前,分离两类求职者的最低教育年限要求是1/C2;由于低能力者边际教育成本下降,其教育成本曲线顺时针旋转一定角度,此时分离两类求职者的最低教育年限要求是,可以发现,因此低能力者教育成本下降的结果是导致了企业选择更高的教育年限(学历)作为甄别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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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譬如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可以试图甄别代理人类型,但是其提供的激励合约必须满足代理人的参与约束,在有限责任保护时代理人将可以获得信息租金。读者若要更深入地了解相关理论,可参阅任何一本涉及针对逆向选择设计激励合约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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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读者可将此两式与第4章“模型例子”一节中有效信号分离均衡条件比较,可发现两处的条件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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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的博弈:有限信息下的生存智慧 商业和经济中的信息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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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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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雇用领域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领域,因此这个领域发展出的信息甄别机制也特别多。接下来的好几个例子都与雇用有关,然后我们转向其他商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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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例子是雇用的试用期。几乎所有公司在雇用新人的时候,都约定一个试用期限。试用期就是作为一种甄别机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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