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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部门工作或有过相关工作经历的人们，已经见惯这样一种现象：上级部门在一些项目上的经费拨款迟迟不到位，或者上级略有拖延但很快就接受了下级申请（或拒绝了下级申请）；而有些下级会积极地自筹资金去实施其项目，另一些却坚持“等、靠、要”而不收回向上级伸出的讨钱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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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拨款过程中的拖延和等靠行为，通常被人们归因为上级部门工作效率低下或缺乏财力，以及下级懈怠懒惰。不过，效率低下或财力缺乏而导致拖延，以及懈怠懒惰而导致“等、靠、要”，其道理显而易见。相比之下，如果上级追求工作效率且财力充足，而下级也不懈怠懒惰，此种情况下出现的拖延和等靠就比较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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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即使上级追求效率且有财力，而下级也并不懈怠，但是拖延和等靠仍然是有可能形成的。[4]道理很可能是这样的──上级愿意为下级的某些重要项目给予财力支持，但问题是上级常常不清楚下级是不是有财力实施其项目。如果下级有钱，上级就最好不要拨款给下级；如果下级没有钱，上级就最好拨款给下级。可不管有钱没钱的下级，总是希望由上级拨款支持其项目，因为这样可以减轻下级的财政压力或降低其筹资的成本。面对讨钱之手，上级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就可能一直拖延拨款，通过拖延拨款甄别出哪个下级有钱，哪个下级没有钱，再决定拨给谁。拖延拨款，实际上也是一个甄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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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拖延拨款可以成为甄别机制呢？原因在于，官员都有一定的任期，并且他们都希望在任期内做出一定的政绩（毕竟政绩是未来升迁的资本），而政绩是要靠实施一些项目来支持的。对于没有钱的下级，上级拖延拨款他也只好耐心等待，上级什么时候拨款就什么时候上马项目，此外没有别的办法。而对于有钱的下级，他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自己立即筹资上马项目，虽然耗费了筹资成本或加大了财政压力，但是项目上马早，因此在其任期内形成了较高的政绩；另一种选择是等待上级拨款，拿到拨款才上马项目，这样做虽然节约了筹资成本或减轻了财政压力，但是却可能损失掉一些政绩，因为上马时间的拖延导致项目的政绩有可能在其任期内不能完全体现出来，时间拖得越久，项目在任期内体现的政绩就越小；极端地，如果明天就任期已满而今天才上马项目，那么项目的政绩基本上就是拱手送给下一届官员了。也就是说，有钱的下级将在筹资成本节约与项目政绩体现之间进行权衡，如果拨款拖延时间很短，他等待拨款来上马项目可能是值得的；但如果拨款拖延超过一定的时间长度，则与其等待拨款来上马项目就不如自己筹资来上马项目。换句话说，只要上级拨款拖延超过一定时限，那么没钱的下级始终只有等待，而有钱的下级最好早日自己筹钱上马项目。拖延就达到了甄别下级财务能力的目的。当然，有专业兴趣的读者还可参见我的论文中对某些问题更细致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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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上级拨款拖延超过一定时限，那么没钱的下级始终只有等待，而有钱的下级最好早日自己筹钱上马项目。拖延就达到了甄别下级财务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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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上述思想有一个真实案例。大约五年前，重庆市曾指令各县级政府对中小学基础设施进行建设、改造和完善，并承诺对建设困难予以拨款资助。但是拨款却迟迟不到位。一些稍有财力的县便自己筹资完成了任务，然后向上级讨拨款，结果上级拒绝了拨款。这些县以为上级取消了先前承诺的拨款，但是不久却获悉那些根本没有动手改造中小学设施的县现在得到了上级的全额拨款资助。这个例子就体现了前文中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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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促进“垄断”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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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读到山城重庆的一个现象及其解释。[5]在重庆，那时很流行吃田鸡（即青蛙）肉；政府为保护青蛙，对那些提供田鸡肉的餐馆进行罚款。大多数餐馆不再提供田鸡肉，但是仍有一些提供田鸡肉的馆子，它们的生意还很火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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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政府罚款媒体曝光，只相当于给违规提供田鸡肉的餐馆打了广告，告诉人们“这里有田鸡肉吃”，罚款权做广告费；其二，罚款提高了商家的成本，于是提供田鸡的餐馆数量大减，但是极少数能够承受该成本的餐馆却因此而增加了市场势力，反而使得它们的生意更红火。当然，还有个原因，政府罚款如果足够高，本也可以让田鸡肉餐馆销声匿迹，但是为什么政府没有进行那么高的罚款，文章说因为罚款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收入，如果罚款让这些田鸡餐馆都不提供田鸡，那么那些部门也就没有罚款可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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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也有类似甄别机制的作用，把一些更不怕风险的企业给筛选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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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存而不论，我这里感兴趣的是，罚款竟然也有类似甄别机制的作用，把一些更不怕风险的企业给筛选出来了。政府一罚款，有些企业立即就安分了，而有些企业不怕风险，所以还是继续不安分。而且，由于安分企业退出相关的竞争领域，不安分企业反而获得了更高的利润。不但田鸡肉餐馆如此，毒品市场也未必不是如此。打击毒品的结果是带来了毒品贩子的暴利。类似的市场还有很多，比如审计市场，对于审计公司的违规惩罚越厉害，结果敢于出具不实审计报告的审计公司和审计师就越少，但是它们的身价反而更高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常常是罚款促进“垄断”利润的习语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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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必要特别解释一下。严格地说，试用期工资WL＜100不包括WL=100，但是在WL＜100的区间内不存在尽可能大的试用工资，这里我们是把其极限100元当做最大的WL。其实，对于经济建模高手，这不是个问题，因为他们常常直接假设WL≤100就足以使低能力求职者不来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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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种报酬体制被称为“延期报酬”或“报酬后置”。在一些信誉良好、员工队伍稳定的组织中，通常都会有这种报酬体制的影子。但是，声誉不好、员工队伍不稳定的企业，将没有能力实施这样的报酬体制，因为在这样的企业中员工会反对报酬后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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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的一个学生，帮我校读本书初稿，读到这里时他说出版社似乎也有反向的策略：先出平装版，然后再出精装版，并且不再推出平装版。如果读者真的喜欢并愿意收藏这本书，一旦错过平装版及打折机会，后来就不得不接受精装版。他还认为于丹的《论语》似乎就是这种模式。这个学生的观点似乎有一点道理，但我个人认为存在这种反向策略的主要原因可能并不在于甄别读者群，这种策略模式更像是将平装版视为广告，让人们有更大机会接触和理解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值得珍藏的好书──只要一本书一旦被定位于“值得珍藏”，它面临的需求曲线就是比较陡峭的，出版商就应适度提高它的出版质量和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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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志强.政府拨款博弈中的拖延和等靠行为：一个模型分析.财贸经济，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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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蒲勇健.食蛙者说[N].经济学消息报，2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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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的博弈：有限信息下的生存智慧 历史、政治、传说故事中的信息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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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鹿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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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典故“指鹿为马”是甄别机制的典型例子。话说赵高陷害李斯之后，当上了宰相，想彻底控制秦国政府，又怕有些官员不听话，于是想出一局设验。他把两只鹿牵到金銮殿上，报告秦二世说：“这是两匹马。”二世笑着说：“宰相错了吧，明明是鹿，哪里是马呀！”赵高说：“陛下错了，这就是马。不信你问大家。”二世询问左右大臣，大臣都不敢说话。最后被问急了，有些人就顺着赵高说是马，也有些人坚持说那是鹿。赵高将此事默记心中，对于那些说是鹿的人，暗中设法陷害。结果全体官员都畏惧赵高，没有人敢指出他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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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正直的大臣要曲意逢迎佞臣的心理成本特别高，而阿谀之徒逢迎佞臣的心理成本要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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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高的局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那些忠诚正直的大臣要曲意逢迎佞臣的心理成本特别高，而阿谀之徒逢迎佞臣的心理成本要低得多。通过设置这样一局，敌我立即两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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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阴谋家赵高的结局也并不光彩。当刘邦的大军日益向咸阳逼近时，赵高想以杀了秦二世为条件，自己做关中王。于是便叫女婿阎乐和弟弟赵成带兵去逼秦二世自杀，另立秦二世的侄儿子婴为秦王。可惜子婴看穿了赵高的阴谋，与两个儿子商量，设计杀掉了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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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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