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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有个人叫方苞，很有才华，是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康熙大兴文字狱时，方苞曾因戴名世的《南山集》而获罪。我们这代人念中学时曾学习过方先生的《狱中杂记》，彼时年少不曾在意，而今再读，竟然发现刑狱潜规则原来是信息甄别和价格歧视的绝佳例子，当然从中还可看到人性有多么阴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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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杂记》详细叙述了那些狱卒是如何敲诈人犯的。那些负责捆绑人犯的狱卒，若不对其行贿，在捆绑时就先将人犯筋骨扭断。每年宣判的时候，死刑和死缓犯一概捆缚，押赴刑场待命，被处决者大概百分之三四十，活下来的要几个月才能把捆伤养好。也有人因捆绑留下终身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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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对此不解，于是询问一个老胥，说你们无非想要点东西，又没有什么仇，实在没东西，最好也别那么折磨人家，这不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吗？老胥回答说，这是“立法”，目的是警告旁人和后人。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心存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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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苞同时被捕上刑的还有三个人，一个人以30两银子行贿，骨头受了一点伤，养了一个月才好；另外一个贿赂的银子比前一个多一倍，皮肉受了点伤，十来天就好了；第三个人掏的银子又多一倍，当天晚上就可以像平常一样走路了。曾经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罪人贫富不均，都掏钱就行了，何必再制造多寡之区别呢？回答说：没有差别，谁更多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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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判处死刑的囚犯，恐怕不好敲诈了吧。因为都要死的人还怕什么呢？但是这些胥吏竟然也有办法。方苞记载说，即将执行死刑的时候，行刑者在门外等候，让他的同伙入狱谈判，索要财物。当时的术语叫“斯罗”。如果犯人富裕，就找他们的亲戚谈判；如果犯人贫穷，就找他们本人谈判。他们对凌迟处死的犯人说：顺我，就先刺心，否则把你胳膊都卸光了，心还不死。对绞刑犯则说，顺我，一上来就让你断气，否则缢你三次，再加上别的手段，然后才让你死。最难做手脚的是斩首，但他们还可以“质其首”，就是扣押被砍下的脑袋，要家属掏钱来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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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古代的胥吏，其实早已掌握价格歧视的精髓。不仅如此，他们还掌握了博弈论中的逆向归纳法。方苞还提到，有两兄弟因管理粮库渎职被判死刑，某狱吏对他们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让你活命。”问他有什么办法，则说：“这个并不难，我另外准备一份奏章，判决书不需要改动，取列名在判决书后面的从犯中没有亲属的两个单身汉换你俩的名字，等判决书加封上奏时暗中调换一下姓名就是了。”他的同伙说：“这样可以欺骗被处死的人，却不能欺骗主审官；假如主审官再上奏请示，我们就没有活路了。”某狱吏笑着说：“再上奏请示，我们没有活路，但主审官也会因此被撤职，他不可能为了这两人的生命而放弃自己的官位，所以，我们终究没有死的道理。”后来真的这样做了，列名末位的两个从犯立刻被处死。方苞在狱中的时候，还有人指点给他看，说这就是那个该执行死刑却被换脑袋救下的某某和某某。后来，主审官发觉了这个事，惊讶得张口结舌，但却始终不敢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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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社会，又何尝没有这种上司被下属“绑架”的现象？下属打着上级的旗号干坏事，上级发现后为保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也只好为下属包庇掩盖，这类事件何尝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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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察人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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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王朝时代，对于君主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王朝内部的谋反，因为这种威胁最隐蔽、最难防范。因此，很多君主必须要知道臣子是否忠诚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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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否忠诚呢？那就是要看一个人是否服从君主的意志。但是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服从君主的意志？一种检验的方法就是将对方置于一个两难处境，比如在臣子个人利益和君主利益的冲突之中，臣子是选择维护谁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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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许多大臣当官是为了权、钱、色，君主就可以通过剥夺其权、钱、色来识别臣子的忠诚度。在封建时代，钳制臣子的情欲、剥夺男权（为夫、为父之权），都是君主甄别臣子忠诚与否的手段。情欲、品德与对君主的忠诚相互纠结，量度情欲是为了考察品德，考察品德是为了评比忠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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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春秋时期，范蠡等人就对越王说：“选贤实士，各有一等。远使以难，以效其诚；内告以匿，以知其信；与之论事，以观其智；饮之以酒，以视其乱；指之以使，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别其态。五色以设，士尽其实，人竭其智。”[3]翻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说：选才用贤，可以用各种办法加以考察，把人派到遥远的地方办事就可以知道他是否忠诚；与人暗中策划秘密，就可以知道他是否守信；突然向人提问，可以观察他的机智；让一个人醉酒，可知他的定力；一直让人做烦琐的工作，可知其才能；以女色试探，可以观察一个人的节操。用这五种办法考察大臣，基本上可以把一个人鉴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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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出诱惑招数，君主也经常有可能把臣子本人置放在危险的境地，观察臣子的行为反应，以探测臣子是否有二心或者有君王不愿见到的非法行为。横店秦王宫的小小过道，读者朋友在电影《英雄》、《无极》中已见到过。为什么秦王宫会有这么一条狭窄而令人压抑、难以逃遁的通道？据导游解释，那就是秦始皇为了要试探大臣们对他是否忠诚勇敢。如真是忠诚的话，就会勇敢地走过通道。又如唐太宗为了试验一个大臣是否贪污，叫手下以重金贿赂之。至于皇帝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试探，则更是数不胜数，下面我们就来讲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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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夫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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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夫，大汉帝国重臣，曾受封为侯，出任将军和丞相，掌握帝国军政大权，位极人臣，后来却因居功自傲、目中无人而被汉景帝置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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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景帝一直担心自己去世之后、周亚夫还会不会尽心地辅佐少主，所以他总要设置一些机制来甄别周亚夫的真实类型。首先是在废太子一事上，景帝执意废太子，但周亚夫极力反对，为此景帝疏远了周亚夫。尔后景帝想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假意找周亚夫商量，要看周亚夫的态度，而周亚夫却坚持高祖皇帝规定“非刘氏家族不能封王，没有战功不能封侯”又极力反对。这件事后来导致周亚夫丢了丞相。景帝最后一次试探周亚夫是请他一起进餐，给他准备了一大块肉，但是没有切开，也没给他准备筷子。周亚夫看了，很不高兴，扭头就命令主管筵席的官员去拿筷子。汉景帝浮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一个结论在他心里明晰起来：“此人心怀不满，不可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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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帝未必没有他的道理。他深深懂得，辅佐少主的大臣，一定要稳重平和，任劳任怨，不能有骄气、傲气和怨气。因为少主年轻气盛，万一有什么做得过分的地方，只有具有长者风范的人，才能包容这些过失，保持忠诚。从周亚夫的表现来看，连老皇帝对他不礼貌的举动，他都不能忍受，以后又怎能包容少主的过失呢？景帝巧施妙计，就明晰了周亚夫的真实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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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周亚夫的权力还是很大的，在军队中也有一些声望。为了儿子的江山不受威胁，爱才的景帝对周亚夫忍痛下了杀手。后来发生的事情有如导演安排──周亚夫的儿子从皇家用品专供店里为周买了五百件殉葬用的盔甲盾牌。随后，马上就有人上告周亚夫的儿子要谋反，事情自然牵连到周亚夫。公堂之上，周亚夫质问：“我所买的器物全是殉葬用品，怎么说是要造反呢？”审判的官员冷笑着说：“你这是想到地下去造反啊！”一句话噎得周亚夫无言以对，这不是明摆着陷害吗？估计他从这句话里也听明白自己是有死无生了，于是在大牢中绝食五天，最后吐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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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我们现代社会的立场，汉景帝杀功臣的做法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在封建集权社会，把江山社稷看得重于一切的封建帝王这样做，有其一定的内在合理性。但在现代文明社会，我们无法认同这样的做法。不过，估计到可能有危险，然后采取一定措施除掉危险产生的根源，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在人们的生活中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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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考验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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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帝王，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担心下属的忠诚问题。他们有时也利用亲情来考验下属的忠诚。因为在亲情和忠诚的两难选择面前，很容易看出一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听命于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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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多疑的斯大林几乎对所有人都不信任。且不说那些革命战友诸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就是那些对他的私生活“知道太多”的亲友，如他两任妻子的妻哥、妻姐、妻嫂等，他也怀疑他们因此而对他不忠，均遭逮捕和杀害。甚至对于完全靠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他也要不断检验他们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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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冈诺维奇，这位鞋匠出身、后来位居人民委员高位的“革命家”，曾被西方称为斯大林“小集体”中最可信的人和“影子内阁”成员。此人有三大特点：工作能力很强；绝对服从斯大林；在政治上从没有自己的见解。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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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如此，也未必能赢得斯大林的信任。苏共第十八次党代会后的一天，斯大林在政治局开会前问卡冈诺维奇：“听说米哈伊尔同右派有来往，你知道吗？有确切材料……”米哈伊尔是谁？正是卡冈诺维奇的同胞兄长，1905年入党的老党员，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斯大林说完用审视的目光盯着卡冈诺维奇，他要看看他的反应。当时正处于“大清洗”时期，卡冈诺维奇知道大事不妙，但在斯大林咄咄逼人的目光下，他用颤抖的声音挤出了几个字：“应当依法处理他。”会后卡冈诺维奇把上述谈话内容打电话告诉了他的哥哥，结果他的哥哥没等逮捕就开枪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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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受到考验的是斯大林身边的二号人物、政府领导人莫洛托夫。尽管他全力支持斯大林的“大清洗”，但斯大林还是要考验他的忠心。反法西斯战争一结束，斯大林便授意贝利亚暗暗收集和整理莫洛托夫的妻子热姆丘任娜（犹太人）的材料，指控她涉嫌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在政治局会议上，贝利亚展示了热姆丘任娜的所谓犯有“叛国罪”的材料。这时斯大林用对卡冈诺维奇一样的眼神盯着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是怎样想的呢？他很清楚，妻子并不是什么大官，也没有哪方面与当局过不去，最多只有一个同胞妹妹在巴勒斯坦。这就能算犯“叛国罪”？可是在斯大林严厉目光的注视下，他一言未发，算是对这一决定的默认和首肯。第二天热姆丘任娜便被逮捕，在劳改营呆了五年之久，直到斯大林死去才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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