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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多疑的斯大林几乎对所有人都不信任。且不说那些革命战友诸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就是那些对他的私生活“知道太多”的亲友，如他两任妻子的妻哥、妻姐、妻嫂等，他也怀疑他们因此而对他不忠，均遭逮捕和杀害。甚至对于完全靠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他也要不断检验他们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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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冈诺维奇，这位鞋匠出身、后来位居人民委员高位的“革命家”，曾被西方称为斯大林“小集体”中最可信的人和“影子内阁”成员。此人有三大特点：工作能力很强；绝对服从斯大林；在政治上从没有自己的见解。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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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如此，也未必能赢得斯大林的信任。苏共第十八次党代会后的一天，斯大林在政治局开会前问卡冈诺维奇：“听说米哈伊尔同右派有来往，你知道吗？有确切材料……”米哈伊尔是谁？正是卡冈诺维奇的同胞兄长，1905年入党的老党员，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斯大林说完用审视的目光盯着卡冈诺维奇，他要看看他的反应。当时正处于“大清洗”时期，卡冈诺维奇知道大事不妙，但在斯大林咄咄逼人的目光下，他用颤抖的声音挤出了几个字：“应当依法处理他。”会后卡冈诺维奇把上述谈话内容打电话告诉了他的哥哥，结果他的哥哥没等逮捕就开枪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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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受到考验的是斯大林身边的二号人物、政府领导人莫洛托夫。尽管他全力支持斯大林的“大清洗”，但斯大林还是要考验他的忠心。反法西斯战争一结束，斯大林便授意贝利亚暗暗收集和整理莫洛托夫的妻子热姆丘任娜（犹太人）的材料，指控她涉嫌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在政治局会议上，贝利亚展示了热姆丘任娜的所谓犯有“叛国罪”的材料。这时斯大林用对卡冈诺维奇一样的眼神盯着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是怎样想的呢？他很清楚，妻子并不是什么大官，也没有哪方面与当局过不去，最多只有一个同胞妹妹在巴勒斯坦。这就能算犯“叛国罪”？可是在斯大林严厉目光的注视下，他一言未发，算是对这一决定的默认和首肯。第二天热姆丘任娜便被逮捕，在劳改营呆了五年之久，直到斯大林死去才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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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如此考验的还有党内元老加里宁，其妻子以“莫须有”罪名被判入狱，斯大林最忠实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妻子也以“莫须有”罪名被判入狱。她们都在劳改营做着洗衣浆裳和捉虱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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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为什么这样做呢？正如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斯大林》一书中写道：“斯大林就器重这样的人。人们必须不断证实自己对他的忠诚，而且不能用小事、用言过其实的溢美之词来证实。”俄罗斯资深作家舒尔曼的评价则更为深刻：“他们当中有的人变为克格勃地下室的牺牲品，有的人被逼自戕，也有的人被迫忍辱保持缄默，任凭领袖将他们的妻子、兄弟、姐妹送进那些地下室，以此来考察他们的‘忠诚程度’。斯大林很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假使一个人听凭你去逮捕他的妻子、父亲、挚友，那他已经丧失基本人格，变成匍匐在地的蛆虫，也就永远不会对主子构成威胁。”这段话说明了斯大林的考验方法非常符合博弈论所讲的甄别机制──让人们为自己的忠诚承担代价，才能说明人们是忠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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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试探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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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毫无疑问是张学良黯然一生中最耀眼的一幕。而在成就张学良这耀眼一幕的人群中，杨虎城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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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易帜后，张学良积极支持蒋介石用武力统一中国，并在中原大战中给蒋以关键性的支援。然而也正是蒋介石，在日寇大兵压境时，严令他对日不准抵抗，先失去东北三省，后又丢掉热河，还代蒋受过，被迫“下野”出国“考察”。1934年回国后，蒋又命他率东北军先到鄂豫皖“剿共”，后到陕甘“围剿”红军。两次“剿共”使张学良损失惨重，更主要的是他深感对付日寇的侵略才是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因此对蒋“剿共”的命令一直实施不力。当时与张一同“剿共”的还有杨虎城将军。两人都有联共抗日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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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在西安分别召见张学良和杨虎城，胁迫他们攻打红军。张、杨表示应联共抗日，当即遭蒋呵斥。10月27日，蒋在西安向军官训练团和东北军、十七路军部分军官训话，强调当前任务是“剿共”而不是抗日。蒋不顾民族危亡，顽固坚持“剿共”和打击抗日民主力量的行径，使张、杨两位将军痛心疾首。12月4日，蒋介石又飞到西安，再次严令张、杨开赴陕北“剿共”，并由中央军在后督战。如他们不愿去，便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将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接替赴陕甘“剿共”。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去说服蒋介石放弃“剿共”，团结抗战，讲得声泪俱下。然而蒋介石拍着桌子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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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有心对蒋发难，扣押蒋介石。可事关身家性命和国家前途，彼此在对方亮明态度之前，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眼看形势越来越紧迫，双方还一筹莫展。于是杨虎城决定试探张学良的态度。正好杨虎城手下有个共产党员叫王炳南，张学良也认识此人。杨虎城便对张学良说：“王炳南是个激进分子，他主张扣留蒋介石！”张学良何等聪明，立刻会意：“我看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于是两位聪明的将军开始商谈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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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的试探是一个很妙的甄别机制。当时，张学良的实力比杨虎城大得多，而且又是蒋的拜把兄弟。杨虎城如果直接把自己的观点摆在张的面前，而张又不赞同，后果实在堪忧；但如果不表明自己的观点，得不到张的支持，或者说不定张也有心扣蒋但惮于不明晰杨的想法而踌躇。杨假借并不在场的王炳南之口传出心声，如果张不同意扣蒋，就会直接拒绝，他不会有动力故意答应来诱捕杨，因为原话不是杨说的；如果张有意扣蒋，那么正好不谋而合。杨虎城这么做，兼有拉王炳南做“挡箭牌”的自保功用，实在是妙。至于后来的故事，就是众所周知的西安事变了。可以说，正是杨虎城的试探成全了张学良的千古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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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的试探要产生甄别机制的作用，就必须使得对方愿意讲真话，或者讲假话于对方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处。比如某老师想要知道学生对自己的能力有没有自信心。他可以对学生说：“当你们回答问题后，请说出你估计答对的概率。然后我会跟你的答案对比，假设你给的概率是x，如果你答对了，则成绩就是log（x）；如果答错了，则成绩是log（1-x）。”读者朋友可以证明，这个方案可以诱导出学生对自己的真正估计，即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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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的试探要产生甄别机制的作用，就必须使得对方愿意讲真话，或者讲假话于对方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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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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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中，讲到上帝指示亚当和夏娃不能吃判断善与恶的树上的果子，吃了这果子就会死亡。事实上，夏娃听了蛇的话，吃了果子，并没有立即死亡。她还让亚当也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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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上帝的做法不解。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呢？根据阿瑟·马克斯韦尔（Arthur Maxwell）的解释，[4]上帝有很正当的理由叫亚当和夏娃不要吃那树上的果子，那是上帝用来考验亚当和夏娃是否真的爱他的方法。他给了亚当和夏娃那么多──所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他期望他们用爱来回报他。但是，他们真的爱他吗？他们会一直爱他吗？他怎样才能确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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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永恒的用来考验爱的方法，那就是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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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永恒的用来考验爱的方法，那就是服从。如果我们真的爱自己的父母，我们就会愉快地服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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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不要吃那棵（善恶）树上的果子。如果他们真诚地爱着上帝，全心全意地爱他，他们就不会去碰那棵树上的果子，他们会乐于遵守所爱之人的训诫。可惜夏娃和亚当违背了上帝的训诫，没有通过上帝的考验。或者说，上帝的这个机制甄别出了人们并不爱他。所以上帝从此要他们受苦，要他们的子子孙孙受苦，要他们“来于尘土，复归于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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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还记载了上帝为考验亚伯拉罕父子是否忠诚于自己而设下的一局。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用爱子以撒作为祭品奉献给上帝。尽管亚伯拉罕不明白上帝何以有如此怪异的指示，但是他爱上帝，所以他准备宰杀自己的儿子祭祀上帝。而他的儿子以撒，本来可以逃跑，也因为热爱上帝而没有想过逃跑，准备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上帝。结果，上帝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救下了以撒；亚伯拉罕父子通过了上帝的残酷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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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王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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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还记载了所罗门王断案的一个故事。说是两个女人因争夺一个婴儿告到所罗门王那里。一个女人说：“陛下，我和这妇人同住一个房间。我生了一个孩子，三天后这妇人也生了一个孩子，房间里再没别的人。夜里这妇人睡觉的时候，把自己的孩子压死了。她半夜醒来，趁我睡着，把我的孩子抱去，把她已经死去的孩子放在我的怀里。天亮要喂奶的时候，我才发现怀里的孩子是死的，仔细察看，并不是我的孩子。”另一个女人赶紧说：“不对，活孩子是我的，死的才是她的。”她们吵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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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王说：“好。现在把这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这个妇人，一半给那位妇人。”一个女人同意，另一位女人坚决反对：“陛下把这孩子给她算了，千万不可杀他！”所罗门王知道心痛孩子的女人一定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就把孩子判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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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罗门王也是设计了一个甄别机制，甄别出了孩子的真正母亲。不过，这个故事有值得继续讨论的地方，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机制。如果另一个女人真的很聪明，那么她就会预期到如果自己表现出不关心孩子的生命就会给所罗门王传递自己并非真正母亲的信号，因此她就有动力模仿真正的母亲，一样地说把孩子给对方以保住孩子的性命。那么，所罗门王的甄别机制就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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