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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北宋枢密直学士陈述古在任建州浦城县知县时,有一户人家被盗,失却贵重财物。案子报到县衙,经秘密访查,捕役抓到四名嫌疑人,但不知哪个是真正的盗窃犯,审讯陷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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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古想出了一个办法,让衙役们把古庙一口大钟抬到县衙大堂,用帐幕把这口大钟围起来,暗派人将钟涂满墨汁,然后命衙役将四名嫌疑人带上堂来立在钟前。陈述古对他们说:“这口千年古钟,能辨善恶,极为灵验。谁若是做了亏心的事,把手伸进去摸它,它就会发出声音;要是没有做亏心的事,伸手进去摸它,就不会发出声音。”陈述古说完,立即命四人依次把手伸进帏幕去摸钟,摸后把手拿出来,结果都没有发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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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陈述古让他们把手伸出来,张开手掌逐一验看,见只有一人手上没有墨汁,其他三人手上均有墨汁。陈述古问那个手上没有墨汁的人:“你为什么不摸钟?”那人吞吞吐吐地说:“我怕……。”陈述古追问:“你怕什么?”那人立时哑然。陈述古当即一针见血地指出:“你怕发出声音。可见你心中有鬼,还不从实招来!”那人见露了马脚,只得承认偷盗,并交出了赃物,退还给了失主。其他三人无罪,当堂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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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故事中,聪明的陈述古就是利用古人敬畏神灵的意识形态,设下一局,而诱导真实的盗贼不敢摸钟而破案。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已经不相信神灵,但是甄别机制设计的思想仍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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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譬如《聊斋志异·胭脂》:学使施愚山为发现杀害胭脂之父的真犯,将毛大等嫌疑人拘至城隍庙,命人把殿窗遮严,把这几个人光着脊背押到暗处,令其洗了手站在墙下,告诫说:“面壁勿动,杀人者自有神在背上写字。”然后叫他们出来查验,施公指着毛大说:“这是真凶!”原来施公先叫人用石灰涂墙,又让嫌疑人用烟煤水洗手,毛大怕神写字,将脊背紧靠着墙壁,所以背有灰色,出来时用手护背,所以有黑色。又如许奉恩《里乘》卷八“张静山观察折狱”:太守张静山处理两起没有契据的坟地纷争时则是将双方传至坟地,告诉他们:“昨天我祈祷住宿在城隍庙中,神把坟中人唤来,自称是某某之祖先,被某某诬控,求我裁判。今后其子孙方能登山拜祭,否则不能。现无论谁是谁非,皆拜别祖先,以后不能再同时到坟地来。”随后别祖一人干哭几声;另一人泪如雨下。这时不但张公,连围观者也辨认出后者才是坟地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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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甄别机制,皆是运用神灵信仰对当事人预期的影响,诱使拥有私人信息者以暴露信息的方式行动来发现事实真相。不过,这几个故事中的甄别机制也并不完美。因为一旦被设局的人看透局势,他们就可以伪装。而完美的甄别机制要求,即使局中人识别出局势,也不能伪装。比如,“指鹿为马”局中,朝中大臣明知道赵高的意图,但忠诚正直之士就是不能做到曲意逢迎。不完美甄别机制的成功带有一些偶然性;但是,生活中由于人们并不总是时刻在观察自己面临的局势,有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已陷入事先设下的局,因此不完美甄别机制常常还是能起到甄别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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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甄别机制要求,即使局中人识别出局势,也不能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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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倬云.从历史看管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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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观点见郑毓瑜教授(台湾)《性别与家园》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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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范子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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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斯韦尔.圣经的故事[M].杨佑方,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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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的博弈:有限信息下的生存智慧 生活中的信息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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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的一则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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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谢林(T.Schelling)是一位运用博弈论研究政治冲突的著名学者,因为对博弈理论发展贡献卓著而与另一位博弈论专家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man)教授分享了200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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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的学生之一克尔文(G.Colvin)在谢林获奖后写了篇介绍博弈论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这位博弈论大师的一则逸事。当年,谢林在哈佛大学任教,对前来上第一堂课的学生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这门课的要求是多么严格。学生开始一个个溜走。然后谢林又谈到他规定学生刻苦努力的具体要求,于是开溜的学生越来越多。最后,只剩下很少一部分学生坐在那里汗流浃背、惊恐万状时,谢林叫他们轻松一些。他说他那番刻薄话是一种谋略,旨在把班级的人数降到可控制的范围,而且确保留下的学生是肯努力的学生。谢林不愧为博弈论大师,略施小计就甄别出了更愿意努力学习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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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文在文章中继续写道:“结果,他(谢林)的确使我们含辛茹苦地努力下去,我们也学会了这门课程,并且认为这门课程是极其重要的,而教师也是挺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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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暴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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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信息的甄别,不需要设计复杂的甄别机制,只需要察看一些细节就可以明了。因为,对于信息的隐蔽方来说,他们常常关注于在一些“显著”方面花大力气掩饰,但是却忽略了一些不太显著的细节方面。毕竟,掩饰细节需要更仔细和缜密的思考,掩饰的成本更高,细节被发现的概率更小,也使得人们忽略了其重要性。既然如此,细节就常常成为观察对手类型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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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饰细节需要更仔细和缜密的思考,掩饰的成本更高,细节被发现的概率更小,也使得人们忽略了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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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听很多人讲过这样一个事实:两个恋爱的人不能走到一起,常常并不是因为在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冲突,而是源于某些非常细微的小事,或者某个很不起眼的细节,使得人们难以接受对方。很多人在讲述这样的事实时,都有意无意地表明,恋爱是一种极不理性的行为,因为忽略重大问题而过于追究细节,显然有点舍本逐末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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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来说,包括我,都更相信看来是非常情感化的恋爱行为,也有它的理性基础。之所以恋爱中的男女会计较细节,因为只有细节才能更清楚地显示一个人的类型。为了讨好和追求到自己喜欢的人,一个追求者常常会在约会时精心设计自己,把自己伪装成对方中意的类型,或者尽量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而被追求的另一方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要准确地判断追求者的类型,就必须从其难以掩饰本性的细节上寻找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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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讲这些,不一定说明被追求者一定会通过深层的策略考量去寻找细节。因为我讲的理性,不一定专指算计理性,也包括演化理性。也就是说,那些更能透过细节观察到追求者类型的个体将更有适存性,结果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个体就获得了这样一种心理机制或能力:当作为被追求者的时候,他/她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善于从细节中去判断追求者的类型。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舍本逐末”的心理机制和能力,实际上恰恰是符合理性的,是一种演化而来的理性。现实中,我们看到女孩更注重细节,可能正是因为女孩更多地是作为被追求者,因此她们比男孩更能演化出注重细节的心理机制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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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细节甄别对手的类型,还可以拓展到很多领域。譬如擅长写经济散文的梁小民教授就曾在他的文章中说,判断一个企业状态的可靠而又容易得到的信号是办公楼中普通卫生间的状况。一个企业管理有序而严格,其卫生间肯定干净、整洁,这样的企业整体状况必定是好的。因为连卫生间都管得如此好,企业能管不好吗?如果一个企业的卫生间无论装修得多高级,但脏、乱、差,这个企业在管理中一定存在不少问题,其企业整体状况也无法令人满意。因为连卫生间都管不好,遑论其他?他甚至说,他把卫生间状况作为判断企业好坏的信号,屡试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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