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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森看来，由于石油的使用是分散的，人类很难从每辆交通工具的排放中捕捉二氧化碳，而煤炭的使用则相对集中，消除其排放的二氧化碳在技术上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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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类还想要保持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气候形态，就必须尽快设法消除来自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他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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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森建议，首先应该禁止新建一切无法进行二氧化碳捕捉和封存的燃煤电厂。因为如果不能设定具体的行动目标的话，设定任何减排的目标都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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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他已经给G8峰会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能够考虑这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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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他对此却并不乐观。“在各个国家，化石能源巨头拥有巨大的话语权，而大自然的话语权是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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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二氧化碳有任何减少的迹象，但是如果在你们年轻人的一生都看不到的话，人类就危险了。”汉森警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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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例子表明，如何以更吸引人、更打动人的方式提出问题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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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天》描绘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地球一天之内突然急剧降温，进入冰期的科幻故事。故事中，气候学家杰克•霍尔（丹尼斯•奎德饰演）在观察史前气候研究后指出，温室效应带来的全球暖化将会引发地球的空前灾难。杰克博士曾警告政府官员采取预防行动，但警告显然已经太晚。灾难从纽约开始，曼哈顿摩天大楼遭到强烈旋风的袭击，大部分被摧毁。突然间，地铁隧道里涌出狂暴不止的汹涌洪水。大水吞噬了纽约，淹没了美国，欧洲也在洪水之下不复存在。此后，冰层和白雪覆盖了整个地球表面，冰期时时代始了。当镜头再次回到美国时，那些侥幸生还的美国人都逃往墨西哥，请求进入那里的难民营。影片末尾处美国总统不得不叹息承认，他所奉行的气候政策是一次巨大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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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博弈的思维看世界 三、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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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格战”中，A、B两个企业的最佳结果是双方都选择不降价，但（不降价，不降价）不是占优策略均衡，（降价，降价）才是占优策略均衡（见表6.1）。这正是现实经济活动中发生许多价格战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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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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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电价格大战—彩电大战、冰箱大战、空调大战、微波炉大战等，这些大战的受益者首先是消费者。每当看到一种家电产品的价格大战，百姓都会“没事儿偷着乐”。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非合作行为导致了社会所期望的经济效率状态。如果厂商采取合作行动并决定转向垄断价格，那么社会的经济效率就会遭到破坏。这就是为什么WTO和各国政府要加强反垄断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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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些生产彩电的寡头曾经在2000年合谋将彩电价格维持高位，搞了个所谓的“彩电厂家自律联盟”，并在深圳举行了由多家彩电厂商首脑参加的“彩电厂商自律联盟高峰会议”。当时，国家有关部门还未出台相关的反垄断法律，对于这种在发达国家明显属违法行为的所谓“自律联盟”，我国当时在法律上暂时还是无能为力的。寡头厂商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价格合谋，还通过媒体大肆炒作，这在发达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虽然政府没有制止这种事情，公众也不必担心彩电价格会上涨。因为，正如当时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彩电厂商自律联盟”只不过是一种卡特尔行为，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非合作均衡特点将会导致其自然破产，彩电价格不会上涨。果真如此，在“高峰”会议之后不到两周，国内彩电价格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一路下跌。因为卡特尔内所有成员都有一种机会主义倾向：给定其他成员遵守协议进行提价或不降价，我自己偷偷降价不是可以更快地将别人的市场抢过来吗？而给定其他成员也作如是打算，他们也可能降价，那么，自己则需要尽快以更大幅度降价才不会丢失已有市场。假定每一名成员都会有这种想法，其结果是大家都会争相降价，最终导致价格不是上涨而是下跌。事实上，当时在“高峰”会议之后，寡头们就对代理销售商的降价行为视而不见，而代理商又通过媒体明确表示不会提价，最后终于酿成一股降价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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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时，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战争中帮助了以色列，代表主要石油输出国集团利益的国际石油卡特尔OPEC通过提高油价对西方进行惩罚。当时，这一行动导致美国油价暴涨。对于像美国这样一个建立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来说，油价上涨三倍，对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许多人排长队购买配给的汽油，一些工厂被迫减产甚至关闭，人们一片怨声载道。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在报上著文指出，油价暴涨不会持久，一段时间过去后油价会自然回落，而这段时间不会很长久。果不其然，当高企的油价持续不太长的时间后，就下跌到较低水平。这位经济学家有什么特别的本事能预测到这种结果呢？其实并无什么特别奥妙，他只不过是简单地运用了一下“囚犯困境”模型而已。OPEC是一个国际卡特尔组织，主要由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突尼斯、尼日利亚、突尼斯、委内瑞拉等12个主要石油生产和出口国组成。“囚犯困境”模型告诉我们，减少产量维持高价不是一个均衡的结果。OPEC中的不同国家间经济社会条件存在着很大差异，一些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经济实力较强，能承受因对西方的制裁而减少石油出口所带来的损失，但其他一些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如突尼斯、委内瑞拉等）就不能承受减少石油出口所带来的损失。这样，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就有私下不遵守卡特尔共谋协议的动机而缺乏遵守协议的积极性。这些国家的政府就可能对民间石油出口的违反协议行为（如生产和出口的石油桶数超过了OPEC的规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给定这种可能性，其他包括那些经济实力较强的成员国也就产生了违反卡特尔协议的动机。因为预期到某些成员国会违反协议，协议也就丧失了预期效力，而给定协议丧失效力，自我约束就不是最优选择；相反，此时的最优选择是抢在别人多销石油之前多销自己的石油。这样，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OPEC中各个成员都有私下违反协议而增加石油出口的动机。于是，卡特尔协议规定的共谋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崩溃了，各个成员国未能按协议规定的上限出口石油，而是更多地生产并出口石油，造成原来制造的高企油价很快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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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博弈的思维看世界 四、枪打出头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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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塞里安在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当中的境遇同样是一种囚犯困境。故事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可是为了给自己捞取功劳，一个飞行大队的指挥官没完没了地提高下属的任务定额，弄得所有人都人心惶惶。投弹手尤塞里安不想成为胜利前夕最后一批牺牲者，千方百计逃避执行任务。他的上级军官问：“可是，假如我方士兵都这么想呢（言下之意是“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家”）？”尤塞里安答道：“那我若是不这么想，岂不就成了一个大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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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首次谴责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他那充满戏剧性的讲话刚刚结束，听众里就有人大叫起来，质问赫鲁晓夫自己那个时候又在做什么。赫鲁晓夫的反应是请提问者站起来，报出自己的姓名。听众一片沉默。赫鲁晓夫答道：“当时我也是这么做的。”[1] 这正所谓“枪打出头鸟（只需一颗子弹），鸟儿不出头（哪怕一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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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群人面对威胁或损失时，“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决定是很难作出的，因为它意味着行动者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独裁暴君怎样才能通过规模相对较小的军队长期控制数目很大的人群呢？整架飞机有众多乘客，为什么只要出现一个持枪劫机者就会显得无计可施，束手就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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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例子里，只要大多数人同时采取行动，就很容易取得成功。不过，统一行动少不了沟通与合作，偏偏沟通与合作在这个时候变得非常困难，而压迫者由于深知群众的力量有多大，还会采取特殊的措施，阻挠他们进行沟通与合作。一旦人们不得不单独行动，希望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问题就出来了：“谁该第一个采取行动？”担当这个任务的领头人意味着要付出重大代价，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他得到的回报则是死后的光荣或受人感激。确实有人在想到责任或荣誉的时候会感到热血沸腾，挺身而出，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这么做的代价超出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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