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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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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电价格大战—彩电大战、冰箱大战、空调大战、微波炉大战等,这些大战的受益者首先是消费者。每当看到一种家电产品的价格大战,百姓都会“没事儿偷着乐”。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非合作行为导致了社会所期望的经济效率状态。如果厂商采取合作行动并决定转向垄断价格,那么社会的经济效率就会遭到破坏。这就是为什么WTO和各国政府要加强反垄断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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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些生产彩电的寡头曾经在2000年合谋将彩电价格维持高位,搞了个所谓的“彩电厂家自律联盟”,并在深圳举行了由多家彩电厂商首脑参加的“彩电厂商自律联盟高峰会议”。当时,国家有关部门还未出台相关的反垄断法律,对于这种在发达国家明显属违法行为的所谓“自律联盟”,我国当时在法律上暂时还是无能为力的。寡头厂商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价格合谋,还通过媒体大肆炒作,这在发达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虽然政府没有制止这种事情,公众也不必担心彩电价格会上涨。因为,正如当时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彩电厂商自律联盟”只不过是一种卡特尔行为,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非合作均衡特点将会导致其自然破产,彩电价格不会上涨。果真如此,在“高峰”会议之后不到两周,国内彩电价格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一路下跌。因为卡特尔内所有成员都有一种机会主义倾向:给定其他成员遵守协议进行提价或不降价,我自己偷偷降价不是可以更快地将别人的市场抢过来吗?而给定其他成员也作如是打算,他们也可能降价,那么,自己则需要尽快以更大幅度降价才不会丢失已有市场。假定每一名成员都会有这种想法,其结果是大家都会争相降价,最终导致价格不是上涨而是下跌。事实上,当时在“高峰”会议之后,寡头们就对代理销售商的降价行为视而不见,而代理商又通过媒体明确表示不会提价,最后终于酿成一股降价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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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时,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战争中帮助了以色列,代表主要石油输出国集团利益的国际石油卡特尔OPEC通过提高油价对西方进行惩罚。当时,这一行动导致美国油价暴涨。对于像美国这样一个建立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来说,油价上涨三倍,对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许多人排长队购买配给的汽油,一些工厂被迫减产甚至关闭,人们一片怨声载道。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在报上著文指出,油价暴涨不会持久,一段时间过去后油价会自然回落,而这段时间不会很长久。果不其然,当高企的油价持续不太长的时间后,就下跌到较低水平。这位经济学家有什么特别的本事能预测到这种结果呢?其实并无什么特别奥妙,他只不过是简单地运用了一下“囚犯困境”模型而已。OPEC是一个国际卡特尔组织,主要由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突尼斯、尼日利亚、突尼斯、委内瑞拉等12个主要石油生产和出口国组成。“囚犯困境”模型告诉我们,减少产量维持高价不是一个均衡的结果。OPEC中的不同国家间经济社会条件存在着很大差异,一些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经济实力较强,能承受因对西方的制裁而减少石油出口所带来的损失,但其他一些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如突尼斯、委内瑞拉等)就不能承受减少石油出口所带来的损失。这样,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就有私下不遵守卡特尔共谋协议的动机而缺乏遵守协议的积极性。这些国家的政府就可能对民间石油出口的违反协议行为(如生产和出口的石油桶数超过了OPEC的规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给定这种可能性,其他包括那些经济实力较强的成员国也就产生了违反卡特尔协议的动机。因为预期到某些成员国会违反协议,协议也就丧失了预期效力,而给定协议丧失效力,自我约束就不是最优选择;相反,此时的最优选择是抢在别人多销石油之前多销自己的石油。这样,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OPEC中各个成员都有私下违反协议而增加石油出口的动机。于是,卡特尔协议规定的共谋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崩溃了,各个成员国未能按协议规定的上限出口石油,而是更多地生产并出口石油,造成原来制造的高企油价很快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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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博弈的思维看世界 四、枪打出头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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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塞里安在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当中的境遇同样是一种囚犯困境。故事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可是为了给自己捞取功劳,一个飞行大队的指挥官没完没了地提高下属的任务定额,弄得所有人都人心惶惶。投弹手尤塞里安不想成为胜利前夕最后一批牺牲者,千方百计逃避执行任务。他的上级军官问:“可是,假如我方士兵都这么想呢(言下之意是“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家”)?”尤塞里安答道:“那我若是不这么想,岂不就成了一个大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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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首次谴责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他那充满戏剧性的讲话刚刚结束,听众里就有人大叫起来,质问赫鲁晓夫自己那个时候又在做什么。赫鲁晓夫的反应是请提问者站起来,报出自己的姓名。听众一片沉默。赫鲁晓夫答道:“当时我也是这么做的。”[1] 这正所谓“枪打出头鸟(只需一颗子弹),鸟儿不出头(哪怕一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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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群人面对威胁或损失时,“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决定是很难作出的,因为它意味着行动者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独裁暴君怎样才能通过规模相对较小的军队长期控制数目很大的人群呢?整架飞机有众多乘客,为什么只要出现一个持枪劫机者就会显得无计可施,束手就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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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例子里,只要大多数人同时采取行动,就很容易取得成功。不过,统一行动少不了沟通与合作,偏偏沟通与合作在这个时候变得非常困难,而压迫者由于深知群众的力量有多大,还会采取特殊的措施,阻挠他们进行沟通与合作。一旦人们不得不单独行动,希望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问题就出来了:“谁该第一个采取行动?”担当这个任务的领头人意味着要付出重大代价,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他得到的回报则是死后的光荣或受人感激。确实有人在想到责任或荣誉的时候会感到热血沸腾,挺身而出,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这么做的代价超出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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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1:在一个大型出租车队里,汽车经常是由调度员派给司机的。车队里既有好车,也有年久失修的老爷车。调度员可以利用他的调度权向每个司机收取一点贿赂。谁若是拒绝行贿,就一定会得到一部老爷车,而那些愿意合作的司机就会“抽到”上上签。这么一来,调度员是发达了,但司机们作为一个群体,面对的还是原先那些就算不贿赂调度员也能得到的汽车。假如司机们联合起来,也许可以结束这种被迫行贿的日子,问题在于怎样才能组织起来采取行动。问题的关键不是调度员能从行贿者那里得到多少好处,而是他可以严厉惩罚那些不肯行贿的人。最终的结果是,哪怕大家都交钱,一些司机最后还是会分配到一辆老爷车。不过,假如老爷车是随机分配的,也就不会出现哪个司机比较容易得到老爷车的情况。相反,带头拒绝交钱的司机通常都会得到老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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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2:假如某人在纽约买了一幢房子,他就有权赶走一个租户,这样自己就能住进去。不过,这个规定最后却变成了赶走全部租户的权利。一个新房东可以对住在1A房间的租户说:“我有权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因此,我打算把你赶走,搬进你的房间。不过,假如你肯合作,自愿离开,我会给你5000美元作为报答。”租户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拿着5000美元走人,二是什么也得不到,还是要走人,当然他选择前者。接下来,房东向1B的租户说同样的话,直到所有租户都搬家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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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3:汽车制造业工人工会在跟汽车制造商一个接一个进行谈判的时候,也占有类似的优势。单是一场针对福特汽车公司的罢工会使福特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继续对工会采取合作态度,因此,福特很有可能迅速采纳对工会有利的条件,达成和解。这么一场罢工在工会看来代价是较小的,毕竟只有1/3的工会成员失去工作。赢得福特一役之后,工会转而会跟通用谈判,接着是克莱斯勒,引用前面各次战役的胜利作为先例,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声威。日本工会则另有一套做法,因为日本工会是由公司组织的,工会在公司里占有很大的利润份额。假如丰田的工会罢工,其工会成员的薪水就会随着丰田的利润下跌而下跌,他们以前的努力什么也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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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或许这是一个杜撰的例子,西方人经常会拿苏联人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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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博弈的思维看世界 五、禁烟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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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在“禁烟运动”的声势下,美国国会通过了禁止在电视上做烟草广告的法律。令许多人奇怪的是,这一回财大气粗的烟草公司反应相当平静,并没有动用其庞大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阻止这项法律的通过。而且,后来的统计资料表明:尽管烟草广告因受到限制而减少,可是烟草公司的利润却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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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知道烟草公司为什么不反对,甚至可能还欢迎这项法律?因为这个禁令使他们从“囚犯困境”中解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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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行业竞争激烈,为了争夺市场,各大烟草公司都必须大做广告。为此,它们每年都要花费巨额广告费用,这无疑降低了它们的利润水平。也就是说,如果烟草公司都不做广告,它们的利润反而更高。可是,如果其中一家公司不做广告,它的市场份额就会被其他公司抢走。这正是一个囚犯困境:你合作,对方不合作,你就吃亏了。在这种情况下,做广告就是优势策略。那么,烟草公司能否达成都不做广告的协议呢?不能,因为谁遵守协议,就很可能被对手耍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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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好了,烟草公司做不到的,国家为它们做了:法律起到了协议的作用,而政府承担了监督的成本,借用过去的一句话说,是“起到了阶级敌人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烟草公司又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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