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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达豪集中营入口处，刻着17世纪一位诗人的警世名言：“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出口处还有一条：“当世人忘掉这些事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些事还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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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指引： 囚犯困境的存在可以让作为局外人的你从中获益，也会让作为局中人的你利益受损，因此，如何破解囚犯困境就是本章要着重分析的问题。本章先告诉读者如何利用他人的囚犯困境获益，再把探讨的重点放在人类该如何走出囚犯困境，这或许才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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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利用他人的囚犯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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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困境对囚犯们而言当然是一种困境，而对警察而言，就是乐境了。那么，对你而言，如何能够利用别人的囚犯困境让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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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一种是你作为消费者货比三家，让商家给你报价，选最便宜的买。这样，商家就陷入了囚犯困境，给了你一个相对低的价格。特别是许多耐用消费品，消费者往往通过持币待购的方式逼迫厂家降价。航空公司和旅游公司在消费淡季的时候，也会陷入囚犯困境中，被消费者任意宰割。当然，在旺季的时候，两者的情况又反了过来，消费者之间的竞价让航空公司和旅游公司得到了好处。房地产行业也是如此，房子热卖的时候，开发商采用捂盘的方式导致购房人纷纷抢购；而房子销售形势不好时，开发商又纷纷采取打折等各种优惠措施来吸引人们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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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下半年，杭州的二手房交易中出现过这样的故事：几个中介带购房人去看房，恰好碰见了，然后就当场相互竞价，最后的成交价比房主的挂牌价还高出了5万元。政府的土地拍卖也是利用了房地产商的囚犯困境，最后导致的是“地王”频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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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有关媒体对2013年9月份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地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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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4日下午，融创公司以21亿元的总价，加异地建27.8万平方米医院的出价夺得北京农展馆地块，折合楼面价73099元/平方米，成为北京新单价“地王”。北京单价“地王”刚刚诞生，上海总价“地王”便横空出世。2013年9月5日，备受关注的上海徐家汇中心地块亦觅得买家。新鸿基旗下公司以217.7亿元竞得该地块，高出起始价约42亿元，溢价率达24.4%，成为上海总价“地王”。据计算，该地块的楼面单价为每平方米37264.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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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同一天，苏州和杭州也有多幅地块楼面单价被刷新。世茂房地产和世茂股份赴杭州与苏州双线作战，最终以83.94亿元总价斩获两地三宗地块，苏杭两地的楼面地价均被刷新，成为当日的“双城地王”。9月5日，万众瞩目的华家池地块之争终于尘埃落定。绿地、世茂、滨江三家房企在众多大鳄中脱颖而出，先后竞得华家池三块地，成交总价136.7亿元，成交最高楼面单价突破23000元/平方米。“世纪之拍”终于落锤，创杭州成交总价历史新高，成交单价也直逼近期诸多在售楼盘的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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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天后的9月18日，位于天津南开区天拖板块的津南红（挂）2013-102号地块正式开拍，挂牌起始价高达91.8亿元，刷新了此前津南新城保持的58.48亿元天津单幅地块挂牌价最高纪录。经过激烈的竞价，该地块最终被融创以103.2亿元总价竞得，楼面价10109元/平方米，溢价率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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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好几本有关博弈论的书里，都提到了历史剧《大脚马皇后》中的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朱元璋初定天下，根基尚浅，而朝中已分化成以刘伯温和马皇后为代表的江浙派，以及以李善长和胡惟庸为代表的淮西派。马皇后建议朱元璋亲刘伯温而疏胡惟庸，而朱元璋的回答是：他当然知道两人不和，而且他也知道胡惟庸只擅长溜须拍马，但是他之所以不疏远胡惟庸，是因为胡惟庸可以牵制刘伯温，否则以刘伯温之盖世高功，没有掣肘恐将来不易管理。所以，他就是要利用两人的不和来控制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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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分而治之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曾看到许许多多的昏君，他们亲小人、远贤臣，让你觉得极度昏庸。问题是，他们真的是非常昏庸吗？也许，由于皇帝的遴选制度，的确有一些真正的昏庸者当上了皇帝，比如三国演义里的刘阿斗。但是，大多数的昏君也许都只是理性的昏君而已。试想，那些所谓的贤臣往往是建功立业者，深得人心，深受百姓爱戴。然而在封建专制社会中，一个深得民心的贤者最有可能成为王权的挑战者，甚至是皇帝的替代者。除非皇帝本人功高盖世、深孚众望，可以不惧怕任何贤臣的挑战。如果皇帝本人并无太大功绩，那么他就可能压不住功臣的光环，由此，为了平衡力量，在位的皇帝不得不亲小人，以小人之力量掣肘贤臣。所以，我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可以发现，开国皇帝或者扩疆辟土而武功显赫的皇帝一般都会被认为是比较英明的，一则其本人知道得江山来之不易，勤政爱民；二则他本人就是最大功臣，无惧来自臣子的挑战，愿意选用贤者。而那些依靠继承王位获得权力的皇帝则更容易表现出昏庸的一面，因为他们经常面临竞争者的挑战，不得不随时平衡忠奸的力量以确保自己的位置。他们有时甚至会有意让朝廷分裂成几个派系，以派系斗争来消耗各方的力量，以降低王位所受到的挑战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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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博弈的思维看世界 二、如何破解囚犯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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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德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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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接触囚犯困境的读者很容易去谴责小偷背信弃义、只顾自己利益的行为，并对最后的结局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对囚犯困境的进一步思考，又让人们意识到囚犯困境不仅仅是囚犯的困境，而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困境。如果人类不能把他人的利益纳入自己的损益函数中来，那么这个社会的前景是令人担忧的。金迪斯（H.Gintis）是桑塔菲学派的一位经济学家，在最近的一系列论文里论证了一个被叫作“社会学基本定理”的看法。他论证，如果一个社会都是由自利主义者构成的，那么，长期而言，这个社会将会消亡。而如果一个社会通过“说服教育”以及其他说教机构的努力，长期保持一定比例的利他主义者，它就能够稳定地繁衍下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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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道德行为”，按照生物学家的看法，可以界定为“以降低个体自身的适存度为代价来提高群体的适存度”的行为。那么，长期演化的结果就是，那些最经常表现出道德行为的个体将因不断降低自身的适存度而逐渐消亡，只剩下那些比较不道德的个体。这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最终将导致人类社会的毁灭。所以，为了维系社会，就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奖励道德行为，如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设立“中国道德模范”的评选与奖励制度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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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创造性思维所激活的，恰恰是自我意识、他心理论和场景记忆这三种功能所在的脑区。另一方面，米德的研究告诉我们，自我意识（即“主我”，英文的“I”）是和他心想象（即“宾我”，英文的“me”）共生演化的。没有接触过他人的人，不可能有自我意识。另一些脑科学实验表明，受试者的自我意识中枢总是和他心想象的脑区同时被激活。这些实验只激活他们的自我意识而不要求受试者运用他心想象。但是，受试者自我意识被激活的同时，他心想象也被激活了。这意味着自我意识与他心想象的共生演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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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如果通过道德教化，提高人们对他人利益的关心程度，培养出对一些基本道德准则的忠诚，那么囚犯们就可以避免相互背叛的困境。电影《长江7号》里周星驰饰演的父亲对儿子说（重复了3次）：“我们虽然穷，但是不能说谎，也不能打人；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拿；要好好读书，长大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是教育儿子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如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给他人带来更大的利益伤害，那么就应该选择“不做”。其实，在人类几千年的自我驯化过程中，人们已经建立了许多价值观和道德观，如不要偷盗、不要抢掠、不要杀人、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当然，人类的理性和道德也会同情那些确实为免于死亡而偷盗的行为。正如社会学家齐美尔所言：“如果没有我们所说的忠诚现象，社会就一刻也不能存在。维系社会的要素—社会成员的自利、建议、强制、理想、习性、责任感、爱、习惯—若失去了忠诚的补充，亦不能使社会免于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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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产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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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如何避免公地悲剧，不妨看看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15、16世纪的英国，草地、森林、沼泽等都属于公共用地，耕地虽然有主人，但是庄稼收割完以后，也要把栅栏拆除，敞开作为公共牧场。由于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养羊业飞速发展，于是大量羊群进入公共草场。不久，土地开始退化，公地悲剧出现了。于是一些贵族通过暴力手段非法获得土地，开始用围栏将公共用地圈起来据为己有，这就是我们以往历史书中了解到的臭名昭著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使大批的农民和牧民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土地，称之为血淋淋的“羊吃人”事件。然而，殊不知圈地运动的阵痛过后，英国人惊奇地发现，草场变好了，英国人整体的收益提高了。由于土地产权的确立，土地由公地变为私人领地的同时，拥有者对土地的管理效率更高了。为了长远利益，土地所有者会尽力保持草场的质量。同时，土地兼并后以户为单位的生产单元演化为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劳动效率大为提高。还有，圈地运动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为英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并为其后来的城市化提供了城市发展所需要的人口。英国正是从圈地运动开始，逐渐发展为“日不落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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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人民公社的那段历史，社员们“出工不出力”，“一不做、二不休”又何尝不是一种囚犯困境。正如苏联的工人所说：“他们假装给我卢布，我假装努力工作！”中国比苏联走得更远，最后宣告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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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温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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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无论是公地悲剧还是军备竞赛，如果人类不能从过去的历史中获得遥望未来的能力，那么每一代人都只能重复过去的故事。如何从过去总结教训、习得经验是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今天的狮子与2000年前的狮子相比，在智力水平上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而今天的人与2000年前的人相比却有了智力上的巨大变化，因为我们通过符号记载了过去的历史，传承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让我们不仅仅像狮子那样能从父辈那里习得生活的能力，还可以从2000多年前的孔子、孟子和孙子那里，学会做人做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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