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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谈访谈： 什么时候受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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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尚武： 训练的时候。当时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一刹那，能不能承担今后岁月对我的考验，就要看我自己的能力和毅力。我很清楚，练了那么多年，又那么多伤，学习已耽误了，我都十八九岁了，没有别的技能，只会练体操，思想单纯，也没有进入过社会，我家里的家庭条件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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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谈访谈： 伤病有看过医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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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尚武： 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生活保障，我想看病，没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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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谈访谈： 你理解国家队的决定吗？将你送回省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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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尚武： 我自己也必须得识时务，运动员受了伤，就像人得了癌症，必须得面对事实，已经无法从事高难度动作，不可能再取得什么好的成绩。你在那儿，只能说在混，在那儿混一天，要拿国家队一天的工钱。我不想拖累大家，就想退下来，想寻求一些其他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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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谈访谈： 你进监狱之前找过工作吗？做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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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尚武： 找过。曾经送盒饭，但是时间一长，腰、颈椎、脚、跟腱的毛病都显现出来了。除了劳损，还有很多年训练积累下来的伤病。这些痛苦只有自己知道，我表面上挺年轻、挺壮、挺健康的，但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也解释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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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伤病不允许从事餐饮业和体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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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谈访谈： 在找工作的时候，亮过国家队体操队运动员和世界冠军的身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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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尚武： 说过。人家都笑了，都不相信。我就像个要饭的，他们连想都不会想；即使相信我，也不敢用我，说怕我屈才，这个地方容不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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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访谈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立体的张尚武，也可读出他身上诸多的无可奈何。其实，在竞技体育下生存的体育人，从一开始就在玩万元陷阱的游戏。为了争夺金牌，他们从小就开始了大量的训练，为此家长投入大量培养费用，孩子花费大量时间刻苦训练。如果中途退出，前期的投入将变成沉没成本，重要的是孩子也无法再像正常孩子一样学习，因此只得选择继续训练，而继续则意味着更多的时间投入与伤病风险，于是就在这陷阱中越陷越深。金牌毕竟是少数，因此对于大多数运动员来说，没有学历和谋生技能，又带着一身伤病的他们，退役后迅速跌落为社会的弱势和边缘人群。2003年，据媒体报道，曾在中国举重史上创造了40个全国冠军、20个亚洲冠军的“亚洲第一力士”才力，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前国脚唐全顺，因赌球被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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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在中国竞技体育体制下生存的运动员，主要承受以下几大损失[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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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文化水平低。据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研究员李力研称：“从1200多人的国家队到20万重点体校的学员，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光中，每天五六个小时的训练让他们没有精力学习，即便成了世界冠军，也是半拉子富有者，是被异化的人。不少运动员文化水平很低，认字认半边，比如‘祈祷’认作‘斤寿’，最爱看的是动画片。一位正在某知名高校就读的奥运冠军，念起文章来白字连篇。”较低的文化水平，也成了他们退役后寻找工作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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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伤病累累。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曾表示，我国体育训练推崇的“时间战”和“消耗战”，致使正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运动员群体出现较高的运动损伤比率。羽毛球国家队队员的伤病率是100%，2001年青少年羽毛球队的伤病率也几乎是100%，42名集训队员查出83处伤病。再以山东省为例，田径选手60岁以下死于心脏病的占田径选手总死亡人数的56.26%，排球为62.53%，举重为67.12%，而40岁至60岁的退役足球运动员心脏有疾患的达到100%，这些数字大大高于正常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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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在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典型的万元陷阱。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2001年的一项调查表明，高收入家庭不愿意孩子从事运动训练的比例高达77.8%，中等收入家庭为74.6%，低收入家庭也达69.8%。在不支持原因的调查中，64.3%的家庭是怕影响孩子的文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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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加拿大反对滥用药物组织主席、类固醇专家鲍勃•戈德曼曾经向198名世界优秀运动员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有一种神奇的药物，它能使你们5年之内在包括奥运会在内的所有比赛中战无不胜，但你们吃了这种药，5年之后就会死去，你们愿意吃吗？”结果出人意料，竟有103名运动员（52%）回答说愿意吃。[4] 笔者也曾拿同样的问题问过一些听我课的政府官员：“如果我给你一种药，吃了以后马上就能当上某某部的部长，但是5年后你会立刻死去，你愿意吃吗？”大多数官员的回答也同样是：“愿意！”我也可以拿类似的问题来问你：“如果我给你一种药，吃了以后马上就可以有1亿元人民币的收入，但是5年后你会立刻死去，你愿意吃吗？”如果你的答案是不愿意，那么我把1亿元增加到100个亿呢？如果你说，再多的钱我也不愿意，那我问你，要得到什么，你才愿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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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或默默无闻。所有你已经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就是你的沉没成本。只要有了沉没成本，就会有万元陷阱，你也就被套牢了！死亡才是个体解套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是在和别人博弈，其实，真正的对手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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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贿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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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网络游戏只是沉迷于此的玩家们的万元陷阱，竞技体育只是专业运动员的万元陷阱，那么下面的案例就是你我都可能遇见的万元陷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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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民主与法制》时报曾报道了一篇题为“她为何自己举报自己行贿”的报道，内容如下（有删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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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女儿能“顶职”进烟草局工作，张英（化名）拿出了7万多元，等了6年时间，但最终未能如愿。由此，她成了一个举报者，先是举报别人受贿，然后是举报自己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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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曾是烟草专卖局的职员，垄断性行业的特征使其收入跨入了收入较高的群体。为了子女“顶职”就业，张英费尽周折找到一份1992年温州市劳动局颁发的文件，里面有这样的规定：“家居农村并符合国务院（1988）137号文件规定正常退休的工人，允许其一名16～25周岁的未婚子女到父母原工作单位的城镇，凭其父母退休证或父母死亡证明报名，参加全民所有制单位或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招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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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的小女儿小青有北京某大学广告设计的大专文凭，毕业后曾在温州市烟草专卖局做了两年临时工，工作能力得到市局领导的认可，按照这份文件的精神，让小青“顶职”在张英看来理所当然。当时的情景，张英至今记得清楚：“林局长说我是土地征用职工，只要我退休，根据国家政策你的子女可以顶职。但为了疏通上级领导关系，需要我拿出一定的活动费用。”就这样，张英在林局长的承诺和动员下于1999年离开了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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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在举报材料中这样写道她几次行贿的过程：“为了让女儿到县烟草局工作，本人在1999年到2002年期间向当时该局林局长多次行贿，其中4次送了人民币和外币，加上赠送的物品，折合人民币共计7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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