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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1.2可以看出，一方学习语言，另一方不学习语言是均衡结果，分别为（10，5）和（5，10）。通俗地说，只要一方懂得了对方的语言就够了，就能达到彼此交流和沟通的目的了。因此从这个结果看，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要推广世界语会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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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语言博弈中，如果甲方并没有学习对方语言的积极性，也就是说，扣除学习成本后，并不能通过与对方的交流沟通获得更多的利益（见表11.3），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乙方选择学习。表11.3的模型和智猪博弈的模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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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3 语言博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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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在语言博弈中，存在着先动优势，即首先选择不学习的一方会逼着另一方学习自己的语言，因此，中国人对语言的学习也经历了许多变迁。鸦片战争中，讲英语的英国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便不得不“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不断地学习英语来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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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很快就在朝鲜打了一仗，这使得中国全面倒向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掀起了学习俄语的热潮。后来中苏交恶，使得俄语不再继续在我国广泛流行。改革开放后，广东省首开改革开放之风，经济迅速发展，加上受香港地区的影响，曾有一段时间，学说广东话成了大热门。等全面开放后，中国人基本上就以学英语为主了，所有其他的外语都成了小语种。新东方的辉煌就与此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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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左行还是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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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路行走，为了避免相撞，人们会选择靠一边行走（见表11.4）。因此，都靠左或者都靠右行走（驶）是均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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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4 左右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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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究竟是选择左行还是右行，在世界各国并非一样。英联邦和受英联邦影响的国家和地区选择的是左行，如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国家则选择了右行。韦森在《惯例的经济分析—演进博弈论制序分析的新进展》一文中，对规则的形成进行了一番梳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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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Hopper（1982），Kincaid（1986），Lay（1992）和Young（1996）等学者考证，在1750年以前，由于在欧洲只有很少的四轮车在路上行驶，人们在乡村路上驾车时，主要居中行驶，以避免车辆翻入路边沟中。当遇到对面车辆驶来时，各地靠左或靠右亦不一样。Young（1996）考证还发现，尽管在欧洲诸国靠左还是靠右驾车的习俗地方多样化（整体多元效应），但在18世纪之前，每个地区却已经大致形成了靠左或靠右的惯例的（局部遵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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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在英国内地，有的郡人们靠左行驶，另外的郡则靠右驶。在意大利，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还未形成全国统一的交通惯例，在一些城市中人们靠左行，在乡村中人们则主要靠右行。在法国大革命前，即使在城市中，交通惯例也不一样。那些贵族们所乘的马车靠左驾驶，而行人则靠右行。只是在法国大革命后，靠左行则变成“政治上”违法的了。因为靠左行是贵族的习俗，靠右行则是人民大众的习俗，因而后者被认为是“民主的”。与法国在大革命中靠革命机构的命令来统一全国的交通规则（靠右）形成鲜明对照，从整体上来看，英国靠左驾车的交通惯例则是从各地的交通习俗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即在英国，靠左驾车的惯例，从一个地区自发地传播蔓延到另一个地区，从而在全国形成一个靠左行驶的交通惯例。因此，可以说，英国统一靠左驾车的交通惯例，是一种经由前例逐渐增生的结果（the gradual accreditation of prece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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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发现的一个令人吃惊的史实是，到18世纪末，在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均成了车辆（主要是马车）靠左行驶的交通惯例，其中包括大不列颠、法国、瑞典、葡萄牙、奥地利、匈牙利、波黑尼亚，以及部分意大利和德国。在有些欧洲大陆国家，靠左开的交通惯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但是，为什么在欧洲大陆绝大部分国家在今天均采取靠右驾驶的交通规则？Young（1996）发现，这主要是因为在惯例的驻存、演进与变迁过程中的第三种效应，即由于一些随机的外部冲击而造成的断续均衡效应在起作用。具体来说，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于其象征性的考虑（贵族马车驾驶靠左，人民大众步行靠右），而由革命机构通过法令的形式规定所有交通一律靠右。拿破仑率军横扫欧洲大陆后，又在其占领国强制推行法国的靠右行驶的交通规则，从而在法军占领国中逐渐实行并沿革下来靠右行驶的交通惯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在德国占领期间才被德军强制推行而改变靠左为靠右驾驶的交通规则的。瑞典到20世纪60年代仍然采用靠左驾驶的交通规则。直到1967年，由于考虑到欧洲大陆国家全通行靠右驾驶，瑞典政府才通过法令改全国靠左为靠右驾驶的交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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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今的交通法规明确规定行人和车辆一律靠右行走（驶）。但是在民国时期却不是这样的。《金陵晚报》记者薛莲曾经以“旧中国的汽车曾靠左行驶 改成右行源于美国援助”为题做过一个报道，文中介绍了规则的演变过程。[3] 以下为该报道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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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藏家刘志刚从大学时代就热爱收集交通收藏品。2012年的一天，他照例去逛收藏品网站，看到网站上在拍卖一套民国时期中国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印发的“民国交通安全宣传烟片”，也就是放在香烟盒里宣传交通法规的一组卡片，共30张。刘志刚很兴奋，立刻参与了抢拍。他是铁了心要收藏这套烟片，随着报价的不断攀高，他最后以1000元价格把该套烟片拍到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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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刚拿到烟片后，仔细观摩，看到这套民国时期中国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印发的《公路交通安全须知》，第一条须知便是“靠左边走”，其背面用文字作了详细说明：“靠左边走当然系交通上最重要的规律。尤其是在开着慢车的时候，更需要将车子靠到最左边行驶，留去空余地位。因为你所需要的，不过系一辆车的行驶地位，不是道路的一半呵。”这种交规让他大呼“雷人”。原来，民国时期汽车真是靠左行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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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刚专门去查阅了史料，发现汉代长安城实行“右为入，左为出，中为御道”的右侧通行制。唐代也有车辆靠右行驶的规定，“以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皆周法也”。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规则的产生，是在汽车出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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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刚说，靠右行还是靠左行，并非一开始就固定，而是长期演变的结果。以英国为首的岛派国家的行驶原则，源于欧洲中世纪人们骑马步行的风俗习惯。当初，上马石都设在道路的左侧。1841年鸦片战争后，英国殖民势力把左行制传入香港和上海等英租界，浙江、广东等地由于受到英国的影响，采用左行制。伪满洲国、蒙疆政府和日本占领区也采取左行规则。而山东、直隶（今北京、天津一带）等北方省份，由于德国、美国等国的影响，则采用右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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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刚告诉记者，中国最早的全国性交通法规是1934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的《陆上交通管理规则》，当时实行的是左行通行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受了大批美援，美国汽车大量进入中国，而这些车都是左驾车。美国的车辆到中国后，必须对方向盘及灯光进行改装，这就需要大量改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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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31日的《申报》称：“改装费须达车价百分之十二。统计全国车辆因改装而支出之费用，殊为浩大，故节省改装费用，亦为改靠右边行驶理由之一。”与此同时，为适应此项改革，政府还绘制了全国公路行车路线示意图，其中包括行车靠右示意图、超越前车示意图、岔路口顺右拐弯示意图等涉及行车安全与文明的一系列图文结合的资料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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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路上的行人，国民政府最初设想是“行人仍靠左走”，其理由一是民众已有靠左走的习惯，二是政府认为车与人相对进行，则人早望见，易于避让。但后来有人提出意见：车辆靠右，行人靠左，如车与人相对而行，易增加肇事情况。因此此项规定作了调整，规定如有人行道，行人须走人行道，不得走行车道；如无人行道，“行人靠边走”。收藏家丰富的实物资料揭示了当时的道路交通情况。于是国民政府下令从1946年1月1日零时起，汽车一律靠右行。当年颁布的《公路汽车监理实施办法》也开始改为右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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