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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场价格被扭曲或不被采用，那么，取代它的任何其他准则都必然会招致一个类似于竞争条件下的租金耗费。如排队定量配给，排队竞争者所赢得的商品价值至少部分地被排队成本所“抵消”。因此，这一部分价值被认为损耗掉了。如果是在自由市场上进行市场交易，排队成本就可以被节省。其他根据资历、等级、政治、美貌、体能、考试成绩等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决定输赢，都将促使竞争者选择超过使用自由市场竞争机制所需成本的行动（张五常，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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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看，置于“公共领域”的权利（“公共”产权）节省了界定和实施私人权利的费用，但是与公共产权相联系的租金耗费意味着另一种类型的交易费用是很高的。私人产权能够减少租金耗费，但界定和实施产权的费用可能会很高。两种费用之间的权衡决定了产权的具体安排，决定了产权被界定为共有或私有的程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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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界定的演进过程有理论上的均衡状态（没有人愿意偏离这个状态），即对每一个潜在的寻租者而言，寻租的边际成本等于该寻租者在其已经享有的权利下能够得到的租金的边际增量。[4] 基于此，所谓的公共产权，要么是表明进一步界定已经不再能够增加经济效率，要么是已经通过我们所不清楚的其他方式进一步加以界定了。在张五常（2001）看来，如果一种财产真正被“公共”占有，那么，对其使用的竞争就不受约束，对众多的竞争者就没有什么限制。但是，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对公共资源的竞争仍不可避免，并且这种竞争并不会导致租金的全部耗散。借用诺斯的理论，只要给予一定的时间跨度，某种制度安排一定会被采用以降低租金耗费。如果这种制度不是通过建立私人产权来降低租金耗费，那么，其他的制度安排将用来降低租金耗费。其他类型的产权安排中的一种是，根据等级或层级来界定个人权利，而不是根据出价高低来界定权利。经济活动和资源利用由官员的层级秩序控制着。在此规定下，对资源的竞争就表现为对官位的竞争。“学而优则仕”，“官本位”制度，必然构成了集权国家的基本性质。从更广泛的视角看，所有科层组织都表现出这一相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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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少私人产权的制度下，还存在着第二种降低租金耗费的一般方式。它不是由等级秩序控制的，对资源利用的竞争是由范围极其广泛的管制和许可证来控制（限制）的。当然，腐败总是经常与管制和许可证制度联系在一起（张五常，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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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私人产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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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诺斯，1973）。借用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方法对经济史加以重新思考，诺斯看到了财产所有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如果没有制度保证和对个人经营的刺激，私人的产业及其收入就得不到保障，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近代工业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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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斯（1973）看来，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是社会繁荣和经济效率的关键。除非有特殊的情形，一个人使用自己的财产总比使用他人的财产更谨慎、更有效率，所以保障个人的财产权比废除个人的财产权带来了更高的效率、更高的收益和更低的成本。[5] 对新经济史的研究表明，英国、荷兰、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在近代的崛起得益于私人财产权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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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必须属于个人，否则不会有市场经济，不会有经济发展，因而不会有自由与繁荣。[6] 私人财产权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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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森（1982）的研究发现，尽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初级市场交易在世界各地到处可见，在各国的历史发展中也比比皆是，但在合同约束下进行的复杂市场交易却不是很普遍。投资、融资、新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等“产权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只活跃于那些私人财产受到很好保护、商业合同得到有效执行的国家。这意味着自发秩序的扩展空间会受到一个社会制度的强烈约束，从而使得人们在诸多文明发展史上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后就会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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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私人产权的确立及其保护是一种公共物品。虽然它能使个人财产得到保障，使人们愿意为积累财富而积极从事生产活动，使得社会通过和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告诉我们，这种公共物品很难由私人提供（奥尔森，1965）。如果这种物品不能被提供，那么人们必然会把大量资源用于防盗和保安，并缺乏从事生产活动的积极性，甚至“穷光荣”、偷懒。人们就会陷入“社会陷阱”（Social Strap）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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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正是在集体行动的困难中得以产生。奥尔森（1965）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高。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者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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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的产生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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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的产生有两种解释：契约理论和掠夺或剥削理论。在诺斯看来，两种理论都不全面。可以借助“暴力潜能”分配理论使两者统一起来。契约论假定主体间暴力潜能的平等分配，而掠夺论假定其不平等的分配（诺斯，1981）。奥尔森（2000）则借用“流寇”和“坐寇”的故事对国家的产生作了更深入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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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寇把富裕的地方抢穷是一种“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任何一帮流寇都不希望杀掉“会下金蛋的母鸡”，但又唯恐其他流寇先下手，抱着不抢白不抢的心态。聪明的暴力企业家发现，只有垄断了掠夺权，才能杜绝这种恶性竞争。[7] 通过群雄争霸的角逐，能组织起最大暴力机器的暴力企业家最终胜出，垄断掠夺权力，保护交保护费的“纳税人”。理性的、自利的流寇头子好像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变成坐寇，戴上皇冠，自封君主、国王、天子或者皇帝，以政府取代无政府状态。坐寇掠夺有度，而且不许其他强盗、土匪、黑帮、军阀来掠夺。他积极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创造生产条件，甚至愿意兴修水利、铺路架桥、提供其他公共物品，因为这些活动和有限掠夺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他自身的长远利益（奥尔森，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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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有产权的保护中，拥有更大利益的政府起到了大猪的作用，并借助于对小猪的强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分摊了产权的保护成本。然而，这也使人类社会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政府必须拥有权力和强制手段，才能维护社会秩序、保护私人财产、取缔掠夺行为；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对私人进行掠夺。[8] 经济繁荣需要的是一个扶助之手强有力、掠夺之手受约束的政府（奥尔森，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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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权出现时，它能通过税收（广泛而言，可被视为一种公开的合法的大偷大抢）创造公共财政，用来支持其奢华的生活，同时用它建立司法和执法系统惩罚其他人的偷抢行为。[9] 政府权力成为交易中进行仲裁的第三者后，它可能有效地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私有产权不可能由看不见的手产生，而是需要合法的、强大的（因而可信）国家暴力为基础。但是国家惩罚偷盗的权力以统一、垄断和强制性暴力为特征，所以它很容易被执政者利用，来侵犯而不是保护财产权。如何形成合法、强大的国家暴力用以保护财产，扼制偷盗，同时找到一种机制来限制这种国家暴力本身的偷盗行为，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杨小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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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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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全民选举中，总共有5个候选人A、B、C、D、E竞选总统。全国选民对这5个候选人的偏好排序是这样的：33%选民的偏好是：A＞B＞C＞D＞E；16%选民的偏好是：B＞D＞C＞E＞A；3%选民的偏好是：C＞D＞B＞A＞E；8%选民的偏好是：C＞E＞B＞D＞A；18%选民的偏好是：D＞E＞C＞B＞A；22%选民的偏好是：E＞C＞B＞D＞A（见表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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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1 选民的偏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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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比例 第一偏好 第二偏好 第三偏好 第四偏好 第五偏好 33% A B C D E 16% B D C E A 3% C D B A E 8% C E B D A 18% D E C B A 22% E C B D A 试想，谁能够最终在选举中胜出？请设计出五种不同的投票方式（最好是现实生活中人们所熟悉的），让5位候选人能够在这五种规则下分别得以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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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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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下棋昏着迭出，屡战屡败。问其何故？答：“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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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罗伯特•J•巴罗.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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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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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昂伯克（Umbeck，1981）对加利福尼亚金矿开采的研究表明，为了减少在公共产权中的租金耗费，在金矿中界定私人产权是通过私人签约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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