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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逻辑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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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斯密的经济学为理解博弈论所征服的20世纪的经济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背景。斯密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源自其对所处世界独特见解的毕生汇集。1723年，斯密出生在苏格兰，他年幼时体弱多病（今天我们可能会称之为运动障碍）。3岁那年，他在叔叔家的门口被一些吉普赛式的没固定工作的人绑架了，据说那是些走街串巷、居无定所的修补匠。当然，他的叔叔很快就把他救了回来。长大以后，亚当是个聪明的孩子，惊人的记忆力让他得到了一个书虫的称号。14岁那年，他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在当时，这个年龄并不算特别小）。17岁时，他怀着成为一名神职人员的初衷来到牛津。但在那呆了7年以后，他回到苏格兰，想要找寻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兴趣将他引入了学术界，因为他并没有从商的天赋，如一位传记作家所写的，“他对学习和学问的向往远远超过了职业或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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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后，斯密得到了一份可以满足他的兴趣并能施展才华的工作——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很快，他又被聘为“道德哲学”教授，这两个职位对于一个想要理性认识人类行为的人来说是一个合适的组合。事实上，斯密发表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关于道德哲学方面的。在那本书中，他阐述了一个关于生活和政府的观点，和今天人们所熟知的斯密大相径庭。斯密的书使他获得了查尔斯·唐森的信任，唐森雇佣他为自己的继子——年轻的巴克勒奇公爵的家庭教师。1764年，斯密离开了格拉斯哥，到伦敦去做家庭教师。在执教期间，斯密和公爵周游各地，他们在法国度过了很长时间，在那里斯密熟悉了一群重农主义者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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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对弗朗斯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的思想尤为着迷，后者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人物，他比斯密更应该被人们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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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那年魁奈就离开了工人出身的父母（有些地方说是农民），他自学阅读一本医书，这也决定了他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成长为一名医师，并且成为最早提议将手术列入医疗实践的倡导者之一，在那个年代，这还不是一种主流观点。魁奈参与了促成法国国王将外科医生和理发师的职业相分离的过程，这显然对两种职业都有利。他和路易十五的紧密关系可以从他成为路易十五的情妇——蓬皮杜夫人的私人医师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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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奈一定有着过人的头脑，对病人影响如此之深，使他们为他说话以至能和这些身处高位的统治者产生联系。在贵族中站稳了脚后，魁奈的才智又被那个年代的其他顶级智囊们看中，甚至于邀请他为著名的法国大百科全书撰写农学方面的文章。在此过程中，魁奈将其在农学方面的兴趣延伸到经济理论方面，并且创立了新派经济学，其实践者被称为重农主义者，并不注重物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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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一般的学者用贸易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因此，贸易顺差被视为给一个国家带来财富的最佳选择。但魁奈提出反对，认为真正的财富来自于农业——土地的生产力。他进一步争论说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交互的“自然秩序”实行了人为的损害。他相信应该采取一种“自由主义”或“不干涉”政策，让自然遵循自己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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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遇到魁奈时，斯密也正接触重农主义哲学，并开始把它融入自己的哲学思想中。1766年，斯密回到英国，他开始着手将自己对人类本性和繁荣产生的见解编成一部大书，历时10年，斯密写成了一本叫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调查》的书，一般被简称为《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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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看不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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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和魁奈在观点上最大的分歧是：财富的来源，斯密认为是劳动力，而不是土地。斯密在其著作的序言中指出，“每个国家一年的劳动力是供给它所有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基础。”根据专业技能对劳动力进行更为有效的分工，可以增加财富的生成。斯密在书的第一章开头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改进，以及在劳动生产力指向或应用到的任何地方体现出的大部分技能、熟练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力分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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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国富论》的描述有些片面、不尽客观。通常被归纳为，只要没有政府干预，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使资本主义运行良好。任何的计划或是外部经济干预都是不必要的——如果每个人都不受限制地追求利益，整个系统的物品和服务分配将会最为有效。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假设，斯密似乎在说纯粹的自私使世界运转地很好：“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啤酒制造者和面包师的善行，而是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斯密写道，“通过这种方式来引导工业，将产生最大的价值，一个人只关心自己的所得，在这种情况下，和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他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得到一个并非出自他意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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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斯密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是精辟而且缜密的，远比现在人们一谈到他的名字就不假思索地想到的完全自由市场概念要深刻（除了自由市场之外，斯密还提到，只有当生意人不造假不行骗时，看不见的手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他相信政府对商业的干预——不管是支持还是限制——都会损害正常的自由企业的利益。通过消除优待（或者说“鼓励”）和限制，“明了简单的天赋自由系统会自主地建立起来。”但即便如此，他将关注的范围局限于“特别的鼓励”或“特别的限制”。他指出了政府应该扮演的3个角色：保卫国家不受入侵，执法保护个人免受不公平之害，提供个人无法从中牟利的公共设施和机构（比如保护新奥尔良不受飓风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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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家发现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描述是有条件的。普林斯顿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在一本最近再版的《国富论》的序言中写道，“毫无疑问，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力量的信仰被现代评论家夸大了，”他还补充说，“战后大部分的经济学可以被看作是从理论上和实际上确定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何时和何种条件下会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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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并不是说斯密对自由企业的支持是完全的误读（我也并非是说自由企业是个坏点子）。但正如追随斯密的经济学家常常评论的，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并不总是保证市场有效和公平。在《国富论》问世1个世纪之后，一位贝尔法斯特的经济学史专家T.E克利夫·莱斯利在批评中指出，斯密是在前工业化时代写下了那本书。不管对他生活的世界有多么深刻的见解，斯密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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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夫·莱斯利写道，斯密的一些拥护者认为《国富论》并不像它的题目全称所言只是一项“调查”，而是“调查的最终答案——以必然和普适的真理为主体，建立在不变的自然法则上，从人类心智的规律中推断而来。”克利夫·莱斯利反对说：“我斗胆提出反对意见，政治经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自然法则的主体，而是投机和教条的结合……被历史和它的主导者所粉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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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夫·莱斯利在1870年发表的看法，反对了很多斯密的信徒所宣扬的观点——即斯密揭示了“事物的自然秩序”，“古代虚构的‘自然法典’的一个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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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然法则的法典”的想法从罗马时代就开始流传，也可能从希腊祖先就开始了。罗马法律系统不仅承认罗马民法（Jus Civile），罗马特殊的法律规范，也承认更为普遍的万民法（Jus Gentium），包含“适用于全人类的”“由自然原因”生成的法律，就像盖尤斯（Gaius），一位公元二世纪的罗马法理学家所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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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的，一些罗马法律哲学家将万民法的祖先视为一部被遗忘的“自然法”（Jus Naturale）或“自然法典”——一部假定的原始的被全人类所共享的“非政府”法典。从这种观点来看，人类政治制度打乱了“事物有益和谐的自然秩序”。所以我会说“自然法典”是今天人们普遍所指的弱肉强食（也许福克斯电视台会将它拍成下一部新的纪实连续剧）。“在罗马律师中逐渐流行起这样的观点，古老的万民法事实上就是被遗失的‘自然法典’，”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在1861年一本名为《古代法》的书中写道。“在万民法的原则上构筑……法学是逐渐恢复一种范本，这样做只会使法律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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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如克利夫·莱斯利所说，在斯密的年代，建立“自然法典”是找到“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的两种方法之一。“自然法典”的方法是试图通过从人类思想的内在特点推导出它的自然秩序从而推论出社会的规律。另一种方法通过重审历史和分析现实生活的特点来找到事物的原貌从而“推导出”社会规律，而不是理想化地认为人类本性应该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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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斯密的书表达了对“自然法典”的赞同，他认为减少政府优惠和限制使“简单明了的天赋自由系统”得以建立，这种观点和法典的概念不谋而合。杜加尔德·斯图亚特（Dugald Stewart）在一本斯密的传记中写道，斯密的“思索”试图“阐明一种存于人类思想原则中的自然之力”为逐渐增加国家财富“所做的准备”，并且“论证了推动一国民众至九鼎之位的最行之有效方法乃是按照自然的规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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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克利夫·莱斯利还认为，斯密实际上使用了两种方法——固然有些是演绎推理，也有一些是对他那个时代经济情况的全面观察。克利夫·莱斯利说，斯密也许相信他自己是在描述人类经济行为的自然法则——一部“自然法典”——实际上他只是发展了另一种被文化和历史粉饰了的人类创造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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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没有觉察的，是他自己的系统……是一段特定历史的产物，他所认为的自然系统是古代自然系统的延续，是经过其所处时代的思想和环境改造过了的，”克利夫·莱斯利这样描述斯密。“如果他晚两代出生，他的经济组织理论……会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形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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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斯密的“自然法典”受了其所处时代的影响，那也只不过是和很多其他在他之前、之后的人的成就一样。存在着人类行为和合作的“自然秩序”，这个观点的很多版本影响了形形色色试图了解社会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政治革命家，从拥护君主专制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到热衷科学、做过撰稿人的卡尔·马克思。斯密关于道德哲学和财富规律的两本最伟大的著作，是一个伟大的才智事业的一部分，这个事业最终产生了经济学和“人类科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如科学史学家罗杰·史密斯指出的，18世纪——斯密的世纪——是一个深刻的思维才智融合的年代，涵盖了物理科学和社会学，经济交互和人类本性，以及所有关于理解和诠释生活、宇宙乃至世间万物方面相互激发出的新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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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世纪，”罗杰·史密斯写道，“对设计物理世界的愿望和信心在寻找人类世界设计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正如牛顿发现了物理宇宙的“自然秩序”，追随者们寻找社会“自然秩序”背后的规则。实际上，经济学的先驱，在18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对自然秩序和物质繁荣之间的联系的研究”，研究“基于物理的和社会的，财富背后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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