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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博弈与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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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人类还是会合作。如果间接互惠不是合作的原因，那么什么是呢？后来，一种流行的看法是由于害怕受到惩罚的威胁，所以合作才会兴起。并且博弈论证明了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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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萨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以及人类学者罗伯特·博依德是这一观点的倡导者。他们称该观点为“强互惠”。一个强互惠者奖励合作者，同时惩罚背叛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比较复杂的游戏描述了相互作用。不像玩囚徒困境游戏——一系列的一对一对抗——强互惠博弈研究者在不同的公共利益下进行实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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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里曾描述过一系列的游戏。在这些游戏中，不同的个体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有些是自私者，有些是合作者，还有一些是互惠者。在一个典型的公共利益的游戏中，在开始时给游戏者一些“分”（以后可用真实钱收回）。在每一轮，游戏者可能捐献一些分给社会基金组织，自己留一部分。然后每个人收到一部分的社会基金。然而一个贪婪者为确保自己个人的收益最大化，什么都没捐，整个群体的结果可能更遭。利他主义者为增加整个群体的收益，会把他们自己的一些分给群体。而互惠者基于“他人捐献什么，相应地自己就捐献什么”，惩罚那些捐献很少却贪享整个群体福利的“吝啬鬼”（但是这样做的话，也惩罚了群体中的其他人，包括他们自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人类由三种类型的游戏者组成。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为什么人类种族已经演化到包含惩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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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公共利益游戏的测试中，大部分人在一开始就捐献了大约一半的分。然而，在几轮后，捐献逐渐减少。在一个测试中，在第十轮中，将近有3/4的游戏者什么都没捐。显然地，研究者发现，人们对于那些一开始捐献很少的人很生气，为了报复，他们也减少了捐献数额，以此来惩罚每个人。也就是说，大部分游戏者变成互惠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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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另一个版本的游戏中，一名研究者公布每一个游戏者的捐献数额，并恳求其他参赛者给予评价。如果捐献少的人会被嘲笑，该吝啬者在后几轮会勉强地慷慨地捐献。如果没有人批评少捐赠者，那么他后面几轮的捐献会更少。显然，羞辱会促使行为发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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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实验证明，非合作者具有被惩罚的危险。所以可能在过去的进化过程中，种群中会包括惩罚者，这样能更多地鼓励合作——而没有实施惩罚的群体被淘汰。惩罚的趋势可能因此在存活的人类种群中根深蒂固，即使惩罚者自己这样做的话也会遭受损失（“根深蒂固”可能不仅仅只在基因中遗传，一些专家认为文化将惩罚的态度延续给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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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惩罚的形式可能很不明显。鲍尔斯和金迪斯已经提出惩罚的措施可能主要是放逐，使惩罚者承受相对低的代价却仍然让非合作者承受沉重的代价。他们证明，博弈论的相互作用是如何自然地引导人类社会形成3种类型的人——非合作者（免费乘车者）、合作者和惩罚者（互惠者），正如其他电脑程序模拟所说明的一样。人类种族采取的是混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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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专家仍在争论这些问题。我见过一篇文章这样认为：事实上，利他主义通过利他主义者个体的所得利益单独进行发展演化，而并非一定演化自种群的利益。这一结论基于另外一个流行的博弈游戏的模拟结果，这个游戏便是著名的最后通牒游戏，今天，它在由诸如科林·卡麦勒等科学家探索的另一个博弈论的领域——“行为博弈论”得以广泛地运用。行为博弈论专家认为，要深刻理解人类社会行为的深层原因——理解自然法则——根本上是需要知道是什么促使个体在行动。换句话说，你需要知道人们是怎么想的。现在，开展这些研究的流行做法是将博弈论、经济学、心理学和神经系统学结合起来，并以一个新的具有争议的学科即神经经济学为人们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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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什均衡与博弈论：纳什博弈论及对自然法则的研究 第五章 弗洛伊德的梦——博弈和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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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旨在将心理学建立为一门自然科学：亦即将心理过程表示为确定物质的定量状态，使其精确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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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科学心理学方案》，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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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渴望读懂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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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医期间专攻神经病学，希望能破解联系大脑物理过程和神秘的精神世界的密码。1895年，他起草了一项“科学心理学”方案，用大脑中神经细胞的物理性交互来解释精神状态和人类行为。但是弗洛伊德发现十九世纪末期的脑科学远未发展到能将颅内化学和思想行为相联系的水平。因此他跳过了大脑，直接走向精神世界，通过分析梦来寻找操纵精神生活的无意识记忆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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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甚至从未憧憬过弗洛伊德预见的“大脑物理学”。很多人简单地将大脑视作研究的禁区，称其为科学无法检验的“黑匣子”。这些“行为主义者”宣称心理学应该专注于行为观察，研究刺激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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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后，弗洛伊德主义和行为主义都走向了衰退。随着分子医学开始揭示一些大脑的内部活动，黑匣子逐渐变得透明。现如今，得益于各种造影技术的发展，我们能看到大脑活动时的影像，大脑对我们来说几乎是完全透明。一个多世纪前被弗洛伊德抛弃的神经科学的雏形此刻已经成熟，离他最初的目标不过咫尺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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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弗洛伊德不可能梦想过将神经科学和经济学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他有生之年，博弈论还未崛起。尽管博弈论的创始人将博弈论看作通往人类行为的一扇窗，他们想象不到，有朝一日他们的数学会推动脑科学的发展。他们不曾预见到有一天博弈论会和神经科学结为伙伴，也不可能预见到这种联合将为博弈论征服经济学界添加筹码。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一个被称为神经经济学的新兴交叉领域，博弈论的数学成为了联合神经科学和经济学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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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大脑和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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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的一个吸引人之处在于它能反映现实生活的很多侧面。要赢得一场纸牌游戏，或者在丛林中生存，或者在商场上制胜，你必须懂得如何玩你的牌。你要聪明地选择是补牌还是不补，是押还是过，或者可能是下空注。你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持牌，什么时候该退出。而且通常你必须想得很快。胜者善于快速地做出聪明的决策。在丛林中，你没有时间去计算，不管是用博弈论还是别的什么，比如对比战斗和逃跑、躲藏或寻找孰优孰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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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知道这一点。它们总是要在一大堆可能的行为中做出选择，正如神经科学家格里高利·伯恩斯（Gregory Berns）和瑞德·蒙特格（Read Montague）所观察到的（用比你通常在神经科学期刊上看到的更通俗的语言来说）。“我是去追捕这只新猎物还是继续享受上一顿的美餐？”格里高利·伯恩斯和瑞德·蒙特格在《神经元》（Neuron）杂志上写道，“我应该躲开那只我看到的可能藏在丛林里的捕猎者还是躲开我听到的那只？我应该追逐这个潜在的伴侣还是再等等看有没有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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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动物并不会有意识地去做这些决定，至少不会花很长时间。犹豫不利于它们的健康。而且即使动物有能力并且有时间进行复杂的思考，也并不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让它们来比较自己对食物、安全和性的需要。尽管如此，动物的大脑将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并且计算出一系列有助于生存的行为。在这点上，人和其他动物没有太大分别。大脑进化出一种方式，可以用一种“共同货币”来评估各种行为，比较并做出选择。换句话说，人类的大脑中不仅只有钱的概念，还有运转钱的神经等价物。正如钱代替了物品交换系统——提供了一种用来比较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共同货币——神经细胞回路进化出一种能力，将各种行为选择翻译成大脑化学的共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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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这些，你会觉得它们很有意义。但神经科学家们是在受博弈论启发，和经济学家联手以后才开始想到这一切。毕竟，博弈论是将经济效用（economic utility）的模糊概念量化的核心。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展示了如何严格地定义效用，并且得自于简单公理的逻辑演绎，但他们仍然只是从钱的角度来考虑效用。经济学家继续将人看作“理性的”演员，选择使他们的钱或交易的货币价值最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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