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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格和伯恩斯在那期专刊上的文章中提出化学物质多巴胺是大脑用来测量潜在行为相对获益的货币。那篇文章引用了很多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即一个活动回路连接了大脑的两个部分——一部分靠前，在前额后面，另一部分则深埋在大脑中部——通过产生更多或更少的多巴胺来主导决策行为。证据表明多巴胺水平预测了不同选择的可能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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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大脑最主要的快乐分子，和产生快乐感觉的行为有关。但并不只是快乐控制着多巴胺的产生。实际上，看起来大脑的多巴胺货币调节了对快乐的期待（或某种形式的奖赏）。蒙特格和伯恩斯展示了大脑的某些产生多巴胺的神经细胞负责监控期待奖赏和实际奖赏的差异。如果一个选择带来了和预期完全相同的奖赏，多巴胺细胞保持一个平稳的活动水平。当快乐超过了预期，那些细胞疯狂地释放多巴胺。如果奖赏不如预期，多巴胺就减少。这个监控系统也考虑了奖赏的时机——如果晚餐推迟了，多巴胺就会减少。当预期的奖赏没有实现，多巴胺监测系统告诉大脑改变它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对奖赏的期望可以指导大脑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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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格和伯恩斯指出，重要的一点是，并非所有大脑都相同。一个人梦想的奖赏可能是另一个人可怕的噩梦。一些人只在期待巨大的奖赏时才会做冒险的选择；一些人冒险只是为寻找乐趣。神经经济学的一个前景就在于它可以通过大脑扫描来确定这些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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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特格和伯恩斯描述的一个实验中，人们在电脑屏幕上选择A或者B，然后观看屏幕上的一条杠来看看自己是否赢得了奖赏（这条杠记录了游戏进行中的累积奖赏“点”）。随着游戏进行，电脑会根据玩家的选择来调整奖赏。一开始，选择A使杠上升得更多，但频繁地选择A会使B成为奖赏更多的选择。当A的奖赏下降，一些玩家很快就发现了并转向更多地选择B。但有些人会一直选择A，赌它会回到开始的高奖赏率。这表现出一些大脑比另一些大脑更倾向于冒险——一些人保守地玩；另一些人喜爱冒险。［事实上，蒙特格说对这两类玩家更准确的标签应该是“匹配者（matchers）”和“优化者（optimizers）”。“我称他们保守和冒险是因为可以拿它们开些有趣的玩笑。”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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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听起来更像是他们该被称为“转换者”和“顽固者”。然而标签并不重要。这个实验最吸引人的结果是大脑扫描所揭示出来的。当然可以肯定，两组人的大脑活动方式不同，特别表现在一小组叫做伏隔核的脑细胞上。这是一个与药物成瘾相关的脑区，“冒险型”玩家（顽固者）的这个脑区更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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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巧妙的是，你可以在比赛一开始就区分出哪些人是冒险者，哪些人是安全型的玩家，甚至当他们的行为还未表现出差异时。这类证据可以推翻行为主义者认为只有行为才重要（或者才能被了解）的旧看法。在游戏初期，两个玩家可以表现相同，做出完全相同的选择。但是通过扫描他们的大脑你将会看到不同，这使你可以预测当奖赏率发生变化时他们会怎么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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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整体来说更冒险的人和那些转换选择的人不同——甚至没有人会转换类别。”蒙特格告诉我们。更有趣的是，两组人也存在着遗传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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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神经经济学家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一种他们不曾拥有过的工具，带来了新的希望：通过观察大脑内部活动，科学也许可以真正走上发现支配人类行为的自然法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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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你相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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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者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成为神经经济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艾伦·山菲（Alan Sanfey）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实验中，参与者们玩一个叫最后通牒的游戏，这是行为博弈论学者最喜欢的游戏之一。这很像在一个电视游戏比赛中，你得到了很大一笔钱，但你必须和陌生人分享你的收获。假设你得到一百美元，你将其中一些分给陌生人，剩下的留给自己——除非那个陌生人拒绝你的钱。如果是那样，你就必须把所有的钱交回，这样所有人都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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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不管你给多少，陌生人都会接受，毕竟聊胜于无。因此，一个博弈论学家可能会下结论说你应该分给陌生人很少的钱——10美元，甚至只要1美元——那样你就可以带着尽可能多的钱离开。但实际上，大多数陌生人拒绝很少的钱。比如说如果你分给陌生人10美元，你更可能一无所获而不是带走90美元，因为那个陌生人可能会仅仅为了惩罚你而拒绝你的施予，即使那样做会损失个人利益。因此，人们往往会表现得更加慷慨——拿出奖金的40％～50％给陌生人，也就是——预料到不公平的给予会被愤怒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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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另一个不成熟的博弈论会做出错误预测的案例，博弈论假设每个人都会追求金钱的最大化，但这在很多经济学实验中被证明是错误的。然而来自普林斯顿的研究走得更远，它在陌生人考虑是否接受另一个人的施予时，扫描他们的大脑。在这个研究中，奖金只是10美元——科学家们没有像“谁想要成为百万富翁？”那类节目中那么多的钱——但原则是一样的。如果第一个人只给出1美元或2美元，往往会被拒绝。但也并不总是这样。你可以通过观察大脑内的活动来分辨哪些人更可能接受较少的钱，哪些人更可能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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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拒绝低金额的人普遍表现出大脑前部一个叫做脑岛的区域（一个已知和负性情绪，包括愤怒和厌恶有关的区域）的强烈的活动。这些人的另一个脑结构——前扣带回皮质——也表现出了增强的活动。这个区域已知和监测冲突有关——在这个实验下，冲突来自于选择惩罚那个吝啬鬼还是拿走钱。“不公平的待遇……有时会使人们放弃经济上的收获以惩罚同伴的轻视。”山菲等人在《科学》期刊上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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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评论中，科林·卡默热指出，山菲等人的文章展示了基本博弈论的法则如何失效——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出于私利（即获得尽量多的钱），在一个“游戏”中并非所有的玩家都如纳什均衡的基本假设那样倾其全力。但卡默热指出，行为博弈论可以不受这些假设的束缚并且仍可以很好地认识人类行为。神经经济学事业，换句话说，是将行为博弈论的理论扩展到真实生活中决策行为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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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从蒙特格的一种类似的行为游戏，可以看到人们奇怪的经济行为。在一个这种游戏中——一个检验信任的任务——玩家1获得了20美元，他可以留一部分并将剩下的放在一个虚拟的罐子里，放进罐子的钱会翻三倍。如果玩家1留10元捐10元，罐子里的钱会变成30元。玩家2可以和玩家1平分罐里的钱或者选择独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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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平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报答了信任。”蒙特格说。但如果你拿走29块，剩下1块，下一轮玩家1就不太可能往罐里放太多的钱。在游戏进行的任何时候，某个玩家或另一个可以选择独占全部的钱，因此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在另一个玩家这样做之前尽可能快地独占所有的钱。但实际上，人们一般会相信对方并不会那么自私——虽然相对来说有些人更信任他人，有些人更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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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经济学家们对这类游戏的结果并不感到奇怪。在20世纪80年代，博弈论带来了“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在实验中常常会出现这种有悖个人利益的行为。神经经济学的独到之处在于它通过磁共振成像窥视到玩家在游戏时的大脑活动。在这方面，蒙特格的实验室有着尤其精良的配备，包括一对扫描仪，分别放在观察站两侧的相互隔离的房间里。当玩家们决定下步怎么做或怎样应付对方时，科学家们可以观察到电脑记录的他们的大脑活动。“你可以看到行为。你还可以倒回来看他们的意图，是留下更多的钱还是捐赠更多，”蒙特格说道，“这让我们可以把两个脑子里发生的事情相互联系起来。我认为这很棒。这是一种研究社会交互的直接明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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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神经经济学并不总需要扫描大脑。加州克莱蒙特研究生院神经经济学中心的主任保罗·扎克（Paul Zak）经常会用血液化验代替大脑扫描。他能将不同的经济行为和特定荷尔蒙的水平联系在一起。在一个扎克版的信任游戏中，玩家们通过电脑沟通。一个玩家从得到的10美元中分一些给另一个玩家，第二个玩家会得到三倍于这些的钱（所以如果玩家1让出5美元，玩家2将得到15美元）。这时玩家2可以接受所有的钱，也可以返还一部分给玩家1。但在这个实验中，游戏总在一轮之后就结束了。因此玩家没有为了下一轮能得到更多的钱而去赢取对方信任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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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标准的博弈论表明玩家2会留下所有的钱，返还一部分钱对他而言并无利可图。但是如果玩家1预测到事情的发展，在一开始就不会分给玩家2任何钱。不管怎样，很多玩家并不遵从原始的博弈论，而是至少会表现出一些信任，相信玩家2会公平游戏。大约一半先拿到钱的玩家选择分给玩家2一些钱（表明他们是信任型的人），四分之三得到施予的玩家会返还一部分钱（表明他们值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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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博弈中，有趣的还是找到个体行为差异背后的原因。研究发现那些值得信任的玩家有更高水平的催产素，一种与快乐和幸福有关的荷尔蒙。很明显的，第一个玩家通过分享所得表现出的信任激起了一种正性的荷尔蒙反应。“这告诉我们人们对环境有很高的反应性，”当我在克莱蒙特访问扎克时他告诉我说，“得到正性信号的人们会发生正性快乐的荷尔蒙反应，并在他们的行为上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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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相信信任和催产素之间的关系是理解很多世界经济健康问题的关键。催产素和幸福感有关，人民主观幸福感越高的国家也是信任度最高的国家。信任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健康的一个良好指标。“信任，是经济学家已经找到的和经济增长最为相关的因素之一。”扎克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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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人类神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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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经济学的发现并不能打动所有人，比如像那些让蒙特格感到疑惑的对大脑毫无兴趣的经济学家。从那些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神经经济学可能并不能提供太多有用的信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人们做什么，至于他们做这些时大脑的哪些部分在忙碌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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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神经经济学家想要的并不仅仅是对经济决策的简单描述。他们想要的是“自然法典”，是那些18世纪的思想家，比如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所找寻的对人性的科学认识。“神经经济学家们更宏伟的目标，”神经经济学家阿尔多·拉切奇尼（Aldo Rustichini）写道，“是尝试完成早期的思想家们（特别是休谟和斯密）首先提出但未竟的研究工作：提供解释人类行为的统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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