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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玛人的平均给予金额同美国大学生的十分接近。但美国大学生有时会给出低金额，奥玛人却很少这样做。大学生发现，他们给出的低金额通常会被拒绝，相反在某些社会中无论多低的金额都会被接受。比如蒙古西部的吐尔库特（Torguud）蒙古人，低金额就很少被拒绝。即使这样，吐尔库特的平均给予金额仍达到30％～40％——尽管事实是给予者如果给予金额更低可以得到更多。显然相对于金钱来讲，蒙古的本土文化更看重公平。并且吐尔库特人并不十分在乎因拒绝一个给予的金额而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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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不同社会的研究，人类学家发现了文化因素规定无私行为的各种不同方式。比如在巴拉圭的Aché，猎人们通常将一天的猎物留放在村子的周边。部落的成员们再找回猎物与村民分享。所以在做最后通牒游戏时，Aché人经常给出高金额，往往比总数的一半还多。印度尼西亚捕鲸为生的Lamalera人也是这样，他们公正仔细地把捕获的鲸鱼的肉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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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文化在其他社会里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在坦桑尼亚，哈扎人分肉吃，但他们对此不满并且一旦有机会就会走开摆脱分享。但是，不分享的人有可能会遭到受人排斥的风险，以及社会的谴责和流言蜚语。这样使得在进行最后通牒游戏时，哈扎人给出低金额时会遭到很高的拒绝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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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给予高金额并不总是意味着该文化中渗透着利他主义。巴布亚新几内亚岛的奥和格瑙人经常给出高于一半的金额，但是这样的慷慨也经常受到回绝。表面的原因是奥和格瑙人认为接受别人的馈赠意味着你今后还有义务报答人家。一份过高的给予金额甚至可能会被看成一种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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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卡麦勒（Colin Camerer），一位在跨文化博弈研究领域中与人类学家合作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结果是另一种对经济行为上的文化影响的扭曲。“给予过多的金钱，不会显得格外慷慨，这实际上是一种吝啬的表现——是自降身份的，”卡麦勒解释道，“因此金钱被贬值了，因为人们不想受到侮辱，也不想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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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跨文化的博弈实验所产生的惊人结果表明，博弈并不必要用科学家预想的办法来衡量。博弈实际上接近于一种文化实践的形式，而不是单纯地用来测试经济行为。选手们明显地都在尽力体会博弈与真实生活的相关联系并都做出相应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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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奥玛人迅速意识到真实生活和最后通牒实验中变量的相似性。在公共物品博弈（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出现的）中，实验者［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简·恩斯明格（Jean Ensminger）］提供给4个奥玛人每个人一些钱，参与者捐献部分给社会，并留下剩余的。然后恩斯明格会将金钱总额加倍，并将其平均分给四位参与者。当她向其肯尼亚助手们描述这次博弈时，他们迅速回应说这就像哈兰比一样——一次为社会工程募捐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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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实验中的所作所为确实大大改变了我们的想法，”卡麦勒在加利福尼亚学院与我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将数学的偏见沿袭到博弈论中来了。”换句话说，最初的信念是“当你参与了博弈时，这就像一个聪明的孩子坐下来玩垄断大亨或者扑克……他们读懂规则，弄清楚该做什么——他们把它当成一个逻辑问题来处理。但是这些人把它当作类比推理——这与生活中的什么相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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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博弈实验所表明的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生活形态是各异的，并且经济行为恰恰反映了文化生活中的这些差异。博弈论阐述了文化与经济行为的相互影响，说明人类的思维方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更像是博弈论中的综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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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好奇的是，全世界文化行为的差异性与从各类学科中发掘的“人类天性”的多种版本十分类似。当我去博伊德（Boyd）的办公室拜访他时——在UCLA大学的Haines礼堂的三楼——我们的话题转到探求人类本性的普遍概念和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上。博伊德哀叹学术界对于人们如何标记正确事务的观点是如此的支离破碎且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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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中，有这样一种古怪且在我看来又站不住脚的情况，”他说道，“在Bunch大厅经济学家会告诉学生们他们的一个观点。当学生来到一层楼下来听社会学时，老师会告诉他们，经济学家的观点是错误的，社会学的是正确的。之后他们上来到这，我们这些人类科学家告诉他们各种不同的事情……然后他们去心理学部门再次得到不同的结论。这种情形并不好。我们无法接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陶醉于各自领域的这种局面，而且该局面一直存在于一些应该追求真理的领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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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博弈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工具的兴起，将可能有助于改变上述情形。特别是，将博弈论中的抽象数学与真实世界中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观点相结合，已经开始表明人性的观点的巨大差异可能更贴近于生活的真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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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故，在近20年出现这种情况，”博伊德说，“那些热爱像博弈论这样的数学理论研究的人，却将此建立在心理学上所谓的真实人类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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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博弈，基因与人类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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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社会中显示的公正及行为的多样性，很难与人类心理通常是由过去进化所形成的这样的观点相一致。进化心理学的强硬解释可以随处预测类似的行为。然而，博弈实验项目却给进化心理学家出了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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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如果最终结果是，世界各地的人都是……冷酷自私的，进化心理学家们就会说，‘看，我早告诉过你，’”博伊德说。“但若结果不是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那就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事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那却是相当有力的证据。”但他指出，进化论对于人类心理学来说仍然重要。“受过教育的人都不应该怀疑心理学是进化论的产物——那是与生俱来的，”博伊德说。“问题是，它如何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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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卡麦勒所说，进化心理学家总是可以退却到可靠的说法，即祖先的环境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但在那种情况下，最初关于单一的“人类天性”的主张就显得相当的薄弱了。“我认为你可以拒绝接受有关文化多样性的强硬说法。”卡麦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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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即对于进化心理学和它智慧的先驱——生物社会学的敌对人士所提出的“基因决定论”的反对，并不是他们下意识的反应。关于进化心理学局限性的结论是有证可寻的。随着近十几年来进化心理学经常受益于有利的宣传潮涌，越来越多发人深思的批评（不是刻薄的论战）也渐渐地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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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条批评来自于迪卡布北伊利诺斯大学的哲学家大卫·布勒（David Buller），他批判性地评价了一些进化心理学的主张“成功”的方法的严谨性，并且发现证明它们的证据事实上是模棱两可的。在2005年出版的书以及同年发表在《认知科学的潮流》上的一篇论文中，布勒区分了纯粹的进化论研究和心理学的关系——进化心理学用一个小写字母e和p表示，从进化心理学来看，论文中的范例是基于“普遍人性学说”和“关于思想的适应性建筑是大量模块化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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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心理学家主张认为我们的心理适应能力是‘模块’或者说有特殊用途的‘小型计算机，’它们在更新世时代，都用来解决我们原始猎群祖先所面对的生存或繁衍的问题。”布勒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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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认为许多进化心理学家声称的“发现”都在评论分析下土崩瓦解。进化心理学家说他们的工作解释了嫉妒在性别上的差异，一种能发现“欺骗”的与生俱来的能力（如，当一些人获取好处却没能履行义务），以及收养子女比其亲生子女更容易受到父母虐待的趋势。布勒说，无论进化心理学的解释看起来多么合理，其潜在的真实证据还是有很多缺陷的。某些情况下，这些观点所依赖的数据可能是偏执或不完善的，而且有时研究方法并不足以严密能够排除关于结果的其他可能性解释。例如，布勒坚持认为，旨在阐述大脑的“欺骗探测器”模块的卡片选择任务的结果，也能够通过没有模块但思考有逻辑性的大脑来解释。他写道，“虽然进化心理学的范式是一个大胆创新的说明性框架，它并没能从进化论的角度为人类心理学提供一个精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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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勒的批判体现了一个长久以来备受争议问题的最新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关于基因和进化在塑造人类文化和行为模式的作用的争论，一个被普遍认为是关于先天和后天——基因和环境之间的对决的问题。进化心理学观点把巨大的力量归因于指导人类行为的基因天赋；许多科学家、哲学家与其他流派的学者发现关于基因力量独裁决定论的信仰让人尤为不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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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像布勒的异议——不管它们是否有很好的依据——都不应该被认为是支持一种极端的观点，即否认基因在行为中起的任何作用（让人惊讶的是，有时仍然被表达出来）——或者更精确的，人类行为之间的差异。当然，没有基因，就没有行为——因为那样就将没有大脑，没有身体，无从开始。真正的问题是，个体基因组成的多样性是否导致人和文化中所显现的行为趋势的多样性。近年来，关于此问题最深入的研究者曾倾向于赞成基因在某些程度上起作用。任何说基因根本不起作用的人肯定不关心分子遗传学研究，尤其是在神经系统科学领域的研究。而且，正如进化心理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现代神经系统科学的确为许多大脑功能中的模块性提供了一些证据。但是，最近的神经系统科学也主要通过展示大脑的灵活性来举进化心理学的范例。事实上，为特定行为做准备的大脑的确是有特定系统的。但是，事实上，人类大脑在体验之后适应趋势的能力上展示了很强的灵活性（术语叫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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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的众多惊奇发现之一是我们发现大脑有适应变化的系统，”位于新泽西的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医学院的艾拉·布莱克（Ira Black）说，“我们发现环境具有接近基因并在大脑内改变其活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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