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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视野从深层次上来说是“一视同仁的”。万有引力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力，与物体的形状和物体在宇宙中的位置无关，而只与物体所含质量的大小有关。伽利略将所有的吊灯都看作是钟摆，从而获得了对事物的深刻理解。现在，牛顿更加雄心勃勃，他将所有物体都一般化，把它们看成是吸引子。对所有物体来说，重力都是随时随地存在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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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定律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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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把牛顿的万有引力方程看作西方科学中一个最重要变革的顶峰。牛顿本人由此也成为“黄金标准”。其他科学领域的学者常常将本领域的杰出人物与他比较。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把安培尊为电学领域里的牛顿；阿尔弗莱德·华莱士（Alfred R. Wallace）和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等人把达尔文看作是生物学领域的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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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人们常常引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来说明成熟的科学所应具备的条件。弗朗索瓦·马让迪（Francois Magendie）在他的经典教科书《生理学速写》（Elementary Sketch of Physiology，1817年）中遗憾地说，在他的领域中还没有出现“一个一流的头脑，能像牛顿发现引力定律那样发现生命力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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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的炮弹理想实验。该图描绘了轨道的思想。如果在大气层之外的山峰上发射一颗炮弹，将会发什么现象？发射炮弹时对炮弹的推力越大，炮弹飞行的距离就越远。如果推力足够大，炮弹就会再次回到山峰上，并沿着相同的路径不断飞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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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已经超越了科学的范畴，扩展到了教育学、哲学、神学和其他人类文化领域。这一定律也使人们改变了对于“定律”本身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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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科学定律的概念有一个特定的含义：定律描述的是自然界和自然界的行为。例如，罗马城第三大学的哲学家莫罗·多拉拖（Mauro Dorato）在他的《宇宙的软件：自然定律的历史和哲学简介》（The Software of the Univers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Laws of Nature）一书中将科学定律称为“物理系统的属性之间的数学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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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对古希腊人来说，法律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规范性的（来自希腊语nomos），即法律是人类的习俗或行为。法律是统治者给被统治者的命令，后者可以选择遵守或者不遵守。（对于世界中的非人类部分，人们以定律形式理解的是事物特征本质的体现。）甚至直到17世纪，许多科学家还是拒绝将“定律”一词用到自然界中的常规现象上，并坚持认为这只不过是社会语言向自然界的形而上的延伸。但是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宇宙结构的规律性，笛卡儿等科学家开始倾向于将创世描述为超级立法者的立法行为。人类命令和非人类命令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对于上帝的服从是无意识的，而前者的服从（或不服从）则是有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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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就是以上述方式看待世界的。他把自己看成是描述宇宙原理的人。宇宙原理遍布整个 宇宙，影响着宇宙中的万物。它的影响是直接的、即时的和命令式的。这一原理的普遍适用性，以及牛顿在陈述“引力并不是物质属性”时所采取的谨慎态度，成为他如下观点的重要部分：他所描述的是超级立法者的行为。［21］牛顿的物质是无生命的，它只在受到力的作用时才发生运动。这样就“绕开了上帝”，保证了造物者不受任何约束。［22］牛顿的机械自然观（即物体被动地对外力做出响应）不仅与超级立法者相一致，而且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位超级立法者。怎么可能只有法律而没有立法者呢？他曾这样写道：“最完美的行星和彗星体系无法人工制造，它只能由圣贤的强主发明和造出。”（牛顿可能认为这与太阳系的起源有关。太阳系起源现在可以很容易地由简单原理随时间的运动来解释。牛顿的想法让我们对耍小聪明者的极端傲慢感到惊异，他们过于自信，认为如果无法解释事物的来源，那么就可以归结为上帝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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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的万有引力方程极大推动了人们以描述性的视角，而非以规范性的视角看待定律的倾向。自然和社会两者之间的影响颠倒了过来：自然语言现在拓展到了社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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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的一个助手、皇家学会会员约翰·西奥菲勒斯·德萨居利耶（John Theophilus Desagulier）作了一首诗，题目是“牛顿的世界体系，最佳的政府模型”。德萨居利耶发现牛顿的世界体系中包括“最规律的普遍引力。它从太阳传播到所有行星和彗星的中心”，是（英国）政府“系统的生动图景”，即通过有限的专制统治，就能构成对人们的自由、权利和基本人权的良好保障。德萨居利耶得出结论说，得益于这一点，“我们才能在君主统治下享有幸福”。这表明“引力在政治领域与在哲学领域中一样具有普遍意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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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治理论家也开始使用牛顿的语言，这极大影响了现代的民主概念。科恩在他1995年出版的《科学与科学之父：托马斯·杰弗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和詹姆斯·麦迪逊的政治思想中的科学》（Scienc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Science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omas Jefferson, Benjamin Franklin, John Adams, and James Madison）中详细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美国的建国者都读过牛顿，但杰弗逊无疑是唯一读过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美国总统。杰弗逊的图书馆中有该书的好几个副本，并在墙上挂着牛顿的肖像。富兰克林年轻时受牛顿的影响很深，一直想在伦敦见一下牛顿。亚当斯曾在一次政治辩论中引用过牛顿的运动定律。而麦迪逊写过一篇短文，比较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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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社会主义的诞生也与牛顿定律联系在一起。政治思想家亨利·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年）认为，牛顿定律不仅是最纯粹的科学思维范例，并且也为以博爱和联合组织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科学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模型。圣西门是社会主义的创立者之一。有一次，他梦见上帝向他指示坐在上帝手里的牛顿，并宣布世界应该由一个称为牛顿委员会的机构来掌管。除了改善人性之外，圣西门援引上帝的话说，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适用于社会体的新万有引力定律”。牛顿方程不仅是关键事实，而且是唯一的关键事实。它把科学统一起来，激发了人们去寻找既适用于个人和集体，也适用于国家之间的社会秩序定律。圣西门甚至责备牛顿未能把万有引力变成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24］人类发现社会秩序定律越早，并越早以此重新组织社会，就能越早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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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圣西门是个浮夸的人物，属于那种妄自尊大的贵族——一个理想主义者、蹩脚的作家、傻里傻气的家伙，他还有些自我——这也是19世纪早期社会主义者都有的毛病。然而，这样的人并不止圣西门一个。其他一些政治思想家，包括皮埃尔·卡巴尼斯（Pierre Cabanis，1957—1808年）、查尔斯·傅里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年）和乔万尼·莫雷利（Giovanni Morelli，1816—1891年）也尝试过把万有引力的思想应用于人类生活。他们坚信自由、自觉、能思考的个体是由普遍的、决定性的科学定律联合在一起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也曾受这一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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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的万有引力方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指出了物体（无论是卵石、宇宙飞船还是行星）之间引力的定量关系，还在于它启发了包括政治理论领域在内的其他领域的学者，去寻找描述性的普遍数学定律。如果说毕达哥拉斯定理告诉人们什么是证明，那么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则告诉人们什么是定律。这样一来，万有引力定律不仅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的理解，也改变了人们对社会生活和人类生活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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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有引力方程至今依然是人类知识和理性的标志。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1984》中，主要人物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向思想警察投降的最终标志是他否定了万有引力定律。史密斯承认2＋2＝5，思想被完全击垮，停止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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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伟大的10个方程 [:170105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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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 牛顿的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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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享用美酒佳酿的众神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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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一起向缪斯女神歌唱牛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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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到了藏在真理中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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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玻斯把神的光辉授赋予牛顿，令他拥有无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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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人世间，他是与众神最亲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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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牛顿颂》（Ode to New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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