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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作家们倾向于把这两个天堂相互对比，认为它们是爱因斯坦一生中的两个彼此分离的阶段：从宗教期到非宗教期。但是霍尔顿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从爱因斯坦成熟的内心中，看到了两个天堂的融合：“爱因斯坦一生所作出的杰出科学工作的意义所依赖的正是残存下来的年轻人的炽热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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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天堂中，爱因斯坦似乎代表了这样一个人：他具有人们所谓的宗教式的情感，这种情感对他的工作至关重要，可他并不认为存在这样一位“万物之主”（Master Mechanic）。正如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所写的，他“根本不相信宗教”。第三天堂是可以用我所说的大统一来描述的一类事物。回想一下爱因斯坦在纪念普朗克诞辰六十周年上的讲话。他说：找出世界的简单明晰的图像，不仅是科学的目标，还是人们深层心理上的需要。科学家在致力于追寻这一目标时，会把它作为“情感生活的重心”。他还说，研究最棘手的科学问题，需要有“一种与宗教人士或者情人的感觉类似的状态”。霍尔顿曾提到爱因斯坦和其他一些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情绪上的起起落落。这些人的心理投入与他们为自己所设定的任务不能割裂来看。科学与个人投入是紧密相连的。爱因斯坦着手将看似不同的现象统一到一起的做法，被霍尔顿看作是情感生活与职业工作相互渗透的典型。在1901年写给格罗斯曼的信中，爱因斯坦提到了毛细作用（涉及他的第一篇论文），指出物体的对立行为如何联系在一起。他在给康德的回信中说：“在直接感官看来完全不同的各种事物，却能统一起来。认识到这点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15年后，在另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说他“概括事物的动力是自己本身的需要”。霍尔顿指出：实际上“爱因斯坦也有统一事物的强烈冲动”。他厌恶民族主义，希望能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政府。霍尔顿总结说：“没有界限，没有障碍——不但生活中没有，而且现实世界中也没有。爱因斯坦的生活和工作如此完美地交织在一起，于是人们顺理成章地认为他在研究大统一的方案（相互融合，达到一致）时二者是齐头并进的。”同样，霍尔顿还说：“爱因斯坦的科学和宗教情感中没有界限和障碍。”晚年的爱因斯坦在写到科学和宗教时，常常用相同的措辞来表达科学和宗教的目的。“我认为宇宙宗教情感是科学研究最强大、最高贵的动力……一位与我同时代的人说：在如今的物质时代，严谨的科学工作者是仅有的极度虔诚的人。这种说法并不过分。”而且，“人们所能拥有的最美丽的体验就是神秘感。这些人们无法参透的关于事物存在的知识、对最深奥的推理和最光芒四射的美的感受，只有以其原始形式出现时才能为人们所理解。也正是这些知识和情感产生了虔诚。从这种意义上说，并且也只有从这种意义上说，我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于是，从爱因斯坦身上，我们依旧能够瞥见标准模型之外的东西：科学中，性格和个人情感既不是科学过程的边缘，也不是科学工作的序幕。正是它们支撑起了科学，使科学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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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斯特，引自马克斯·詹摩尔，《量子力学概念的发展》（The Conceptual Development of Quantum Mechanics，纽约：麦格劳-希尔，1966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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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詹摩尔，《量子力学概念的发展》，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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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上，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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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尔末在论文中预言：“在我看来，氢原子注定要从其他物质中脱颖而出，开启人们了解物质结构和物质属性的大门。”引自詹摩尔，《量子力学概念的发展》，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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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爱因斯坦给C. Habicht的信，1905年5月，见《论文集》，第5卷，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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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因斯坦，“论辐射的量子论”（On the Quantum Theory of Radiation），见《论文集》，第6卷，第220～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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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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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21（1923），第483～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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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詹摩尔，《量子力学概念的发展》，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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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玻尔，克喇默斯和斯雷特，“辐射的量子论”（The Quantum Theory of Radiation），《哲学杂志》（Philosophical Magazine）47（1924），第7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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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詹摩尔，《量子力学概念的发展》，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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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数位科学史学家广泛分析了波动方程非凡的发现过程，其中包括Martin Klein的“爱因斯坦和波粒二相性”（Einstein and the Wave-Particle Duality），刊于《自然哲学家》3（1964），第3～49页；L. Wessels，“薛定谔是如何发现波动力学的”（Schrödinger’s Route to Wave Mechanics），刊于《哲学科学研究史》（Stud Hist Phil Sci）10（1979），第311～340页；詹摩尔，《量子力学概念的发展》，1966年，第5章，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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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WalterMoore，《薛定谔的一生》（The Life of Erwin Schrödinger，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5～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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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引自Mara Beller，《量子力学解释的起源：1925—1927》（The Genesis of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1925—1927），博士论文，马里兰大学，1983年，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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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oore，《薛定谔的一生》，第195～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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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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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詹摩尔，《量子力学概念的发展》，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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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薛定谔，《波动力学论文集》（Collected Papers on Wave Mechanics，普罗维登斯，罗得岛州：AMS／切尔西出版公司，1982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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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同上，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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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同上，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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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詹摩尔，《量子力学概念的发展》，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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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波恩，“量子力学的物理问题”（Physical Aspects of Quantum Mechanics），《自然》，119（1926），第354～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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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引自詹摩尔，《量子力学概念的发展》，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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