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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斯特对这段话的回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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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件事中一些毫无疑问的事实，我想没有什么别的表述来阐释更大的异议。（我认为）数学分析不断地援引新原则、新观念和新方法，（它）不能用任何言语来定义，但它促使我们大脑里内在的能量和活力爆发出来，通过持续地审视内心世界（内心世界思考的现象像外在的实物世界一样变化多端，同样需要我们近距离地仔细观察）……不断地激发我们观察和比较的能力。它最主要的手段是归纳，它需要经常地求助于实验和确认，它给我们最大程度地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提供了无尽广阔的空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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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斯特继续给出一些支持他的主张的例子，比如，“拉格朗日（没有别的权威比他更值得引用）特别强调，他相信数学对锻炼观察能力的重要性；高斯（Gauss）称数学是眼睛的科学，与这个观点一致，他经常谨小慎微地使他编的课本不产生印刷错误。”(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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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又转到一个令赫胥黎意想不到的主题，西尔维斯特说：“永远都让人痛惜的黎曼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说明我们空间观念的基础是完全依赖经验的；我们的空间规律知识也是观察的结果；我们可以设想其他形式的存在——它们的规律不同于我们实际处于其中的空间规律；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规律可以延伸开来，说明空间是由不可分割的无穷小成分所组成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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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说：“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绝大部分现代数学的伟大观念都起源于观察。”他举了好几个例子，其中之一是“关于方程根的斯特姆定理（Sturm’s theorem）。他亲口告诉我，对复杂的钟摆运动做了很多近距离机械性的观察和研究之后，他才得出了这个结果。”(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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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例子之后，他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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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我会继续举出一个又一个的例子来证明，对于数学发现的过程来说，观察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在这里详述个人经历不会显得不合时宜的话，我会告诉大家一个极其有趣的故事，它是关于我最近在一个领域里所做研究的故事。在这个领域里，几何、代数和数论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就像夕阳的色彩或濒死的海豚所显的颜色。（这个研究的纲要刚刚在《伦敦数学学会进展》上刊载了出来）“最后，但最有趣的是”，它非常鲜明地向我们展示了观察、猜想、归纳、实验，还有确认、推理（是否如我设想的那样，它应该有这样的意思：从大量的现象中总结出它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和理由。）与数学研究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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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尔维斯特接着掉转话锋，谈起英国的数学教育，这跟赫胥黎一直以来对一般英国教育的主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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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不会荒唐到坚持认为，观察外界自然的习惯最好或在某种程度上要通过学习数学来养成。无论如何，就目前所实施的教育，没有人比我更诚挚地希望看到自然和实验科学进入学校，并成为教育主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我认为应该把科学研究和数学文化紧紧结合起来，它们会相辅相成的。我会很乐于看到，数学可以用生动活泼的方式来教授，正如她那年轻而富有活力的妹妹自然科学和实验科学所做的那样……并且，学生的思维会更敏锐，思路会更广；通过更早地融入极性、连续性、无限性等主流观念，学生的信念觉醒了；他们对假想和难以置信的学说也熟悉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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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斯特回想了赫胥黎对一般英国教育的不满，他接着说：“这个学科的生动有趣正是我们传统的中世纪教育方式所极度缺乏的。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每一个我曾到过的欧洲大陆国家，都通过一种与我们思想僵化，拘泥陈规的学术机构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直接用思维锻炼大脑，而且他们真正有不同知识间的合作；人们把导师和学生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终生的精神纽带，通过这种牢不可破的关系，把连续几代伟大的思想者彼此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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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接下来他回到他的基本论点：“当我凭着这股热情追寻下去的时候，作为一个卑微的代表，站在这里的我，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学问能够像数学这样带给人类的思维才华以和谐的发展，同时给它的追随者带来如此众多的令人惊叹的神奇……或者……似乎通过连贯的启发步骤，培养人类到一个越来越高的有意识的智力状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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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斯特应该知道他是在和一个富有经验、意志坚定、极其好辩的竞争者较劲。尽管他竭力不直接侮辱对方，但他应该知道他还是直接挑战了“达尔文的斗牛犬”。众所周知，用阿德里安·德斯蒙德的话说，这个人拥有“一把笔剑”(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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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恩仇录：数学家的十大论战 争端之后的赫胥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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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知何故，我们也不用管什么原因，赫胥黎从来没有给西尔维斯特的伦敦协会演讲任何直接的答复。考虑到他在这件事上显然有强烈的情绪，他通常也愿意接受任何挑战，这种反应看起来确实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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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好几种可能。一个可能是：他从来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有关西尔维斯特对他的指责的任何东西。考虑到两个人同英国协会的关系，这种可能很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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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可能是，赫胥黎只是太忙了。他的一位传记作者西里尔·毕比（Cyril Bibby）写道，在19世纪70年代，有一段时间，赫胥黎“似乎很反常地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这说明“他太过于劳累了，患上了慢性疲劳综合症，并且消化不良。”(49)这可能刚好发生在1869年这次事件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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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毕比还指出：“对于所有重要的哲学问题，赫胥黎的最终立场与他年轻时的差别不大。”(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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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涵盖赫胥黎对数学的认识吗？学者亚历山大·麦克法兰（Alexander Ma cFarlane）在他的《19世纪十大英国数学家演说集》（Lectures on Ten British Mathematicia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说，赫胥黎“也许明白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明白他在这件事上做得太过火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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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表示怀疑。对于西尔维斯特的指责，赫胥黎也许觉得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实际上他也因此改变了他的想法。然而，即使他确实有些转变，也是微妙的。在他的传记和他自己后来的文字里，我几乎看不到这一点，但他的确在谈到数学时偶尔引用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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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876年，在一份对理想大学教育所提的建议中，他提出“数学应该得到最大的重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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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赫胥黎似乎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具体说到这些问题时，又是另一回事了。1872年，他认为：“在理想的大学里，一个人应该得到各方面知识的指导。注意，我说的‘各种知识’是指那几类伟大的可知知识。”他谈到三类知识：第一类与精神能力有关，例如逻辑学和心理学等；第二类是关于人类的福祉和操行的，包括道德和宗教方面的知识；而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第三类知识。他写道：“第三类包括与人类个体生存相关的宇宙现象的知识；还包括按照这些现象发生的顺序观测得来的规则，我们称之为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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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应该称之为自然科学或生理学的知识，尽管这些名称糟糕地偏离了原来的意思；它还包括各种关于自然事实的精确知识，无论是数学的、物理的、生物的还是社会的。”(53)换言之，赫胥黎还是把数学放在精确知识的类别里，认为数学应该和物理、生物及社会知识一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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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1882年，他写道：“但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甚至很多不是伟大数学家的人，都会告诉你他们从几何推理中得到了非常多的快乐。每个人都知道，数学家在谈到解法和问题时会用到‘优雅’之类的形容词；他们对你说，一些神秘的符号是‘漂亮，非常可爱’。就是这样，你看不到这一点，但他们看到了，因为那些用数字和符号标注条件的来思考过程，给了他们一种快乐，这种快乐跟艺术家在视觉的匀称中享受到的快乐是一样的。”(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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