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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11月5日），布劳威尔在更大的范围向所有的编辑们倾诉。布劳威尔作了几个方面的解释，申明他对希尔伯特说的“对我的愤怒不断增多”的看法：希尔伯特关于缺少合作的说法是一个烟幕，因为他们之间已有多年没有通信；直到那时，还没有人对他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执行编辑们把希尔伯特的健康状况看得比他（布劳威尔的）的权利和尊严还重，这是不公平的；这次事件，使《年鉴》正在以它的权威性和科学内容为代价做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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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希尔伯特多少在这场冲突中做了些让步，但除了爱因斯坦之外的编辑们都显示了鲜明的立场，他们大多都站在了希尔伯特一边。如我们所见，布劳威尔是仅有的三个非德籍编辑中的一个，因此多少算是个圈外人。这或许是产生最后结果的一个原因。可是，他给卡拉西奥多里的信中说希尔伯特“头脑不健全”，最有可能是这句话决定了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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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布劳威尔和编辑部的一个普通编辑路德维希·比贝尔巴赫一起到柏林去见出版商费迪南德·斯普林格（Ferdinand Springer）。他们两人发出警告说，如果辞退令被执行，《年鉴》和斯普林格出版社的利益都会受损。布劳威尔威胁说要创办一个竞争性的杂志，但斯普林格不在意这种威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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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与希尔伯特不合的布鲁门萨尔现在坚定地站在希尔伯特一边，他也拿出了一封信给整个编辑部传阅，以此答复布劳威尔的指责。他指出这样一点：布劳威尔确实是一个非常尽责和活跃的编辑，但他和执行编辑们的关系相处得很不好，他还常常让作者们处于难以忍受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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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交给他评审的稿件经常搁置几个月。”(36)但是德克·范·达伦指出：“布鲁门萨尔没有提到，在过去，他作为一名执行编辑，经常利用他的地位让布劳威尔充当一位麻烦解决者；他也没有提到，他以前从来没有抱怨过布劳威尔对稿件的处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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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事情还没有解决，还需要一位关键人物的同意。如果爱因斯坦能够被说服加入到希尔伯特一边，其他人的反对意见就很容易消除了。爱因斯坦的同事马克思·波恩（Max Born）极力以个人的名义劝说爱因斯坦。在11月27日的回信中，爱因斯坦清楚地表明他严格中立的立场。就是在这封信中，他提出了他对当时形势的巧妙比喻：“青蛙和老鼠的战争”（Frosch-Mausekrieg）(38)。他写信给布劳威尔和布鲁门萨尔说：“很遗憾，我像一只无知的羔羊甩入了数学的‘狼群’……因此，请允许我保持我的‘既不嘘又不呸’（Muhnoch-Mah）的态度，也请允许我扮演一个对他们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的角色。”(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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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还没完。律师被请进来了。布劳威尔给编辑们发了一封信（1929年1月23日）。信中，他指责希尔伯特和布鲁门萨尔在《年鉴》编辑部里有“侵占”行为。德克·范·达伦解释说，在这里，布劳威尔使用这个词（侵占）有着隐含的寓意。布劳威尔认为，因为信任，《年鉴》交付给了以（德国）数学家群体为主的编辑们托管，而因为希尔伯特的行为，这种信任被破坏了(40)。在此信之后，布劳威尔接着来了最后一击：一封长信。信中谈了他对为什么他不应该被解雇的基本看法，包括对克莱因事件的另一种解释。但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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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辞退生效了。解决办法是解散老编辑部，组成一个新的班子——但有非常明显的不同。正如1929年新的封面上所显示的，将会只有出版者的名字，没有编辑成员的名字，至少没有把他们的名字显示在封面上，但希尔伯特的名字还保留在封面上。这样，看起来这只是一个政策上的大变革，而不是专门针对某一个编辑——即布劳威尔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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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恩仇录：数学家的十大论战 胜利者和新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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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希尔伯特赢了。德克·范·达伦曾仔细研究过这场青蛙和老鼠的战争，他称这整个事件是一场因错误而造成的悲剧，虽然他认为希尔伯特对布劳威尔很恼火是可以理解的。“希尔伯特身染沉疴，他死后布劳威尔对编辑部的影响会造成严重后果，应该都对他的判断能力影响极大……我们不得不同意爱因斯坦的说法：如果布劳威尔是某种威胁，那么会有其他的方法来捍卫《年鉴》……给爱因斯坦的信很有可能表明，一个易受伤害的希尔伯特多少有些个人动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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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担心，一旦有机会，布劳威尔就会把《年鉴》变成直觉主义的堡垒。指出希尔伯特的这一点担忧很有趣，即使是布劳威尔自己的期刊《数学论文集》（Compositio Mathematica）也没有发挥这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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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生命余下的36年里，布劳威尔做了很多旅行和演讲（他在1966年因车祸去世，享年85岁），但主要是在数学的其他领域。对基础问题来说，他缩回到一个壳里了。他原来认为是同道的人不支持，被《年鉴》如此无情地辞退，加之自己有时反复无常的心理素质，所有这些都促使他形成了范·达伦所称为的“自我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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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把希尔伯特看成“我的敌人”。有一次在聚会中，同为客人的范德瓦尔登称希尔伯特和柯朗是他（范德瓦尔登）的朋友，他愤而从聚会中走出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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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几个追随者一起，布劳威尔在他的直觉主义上也做了一些研究，但激动人心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尽管直觉主义作为一个学派不大可能成为一个主导力量，但如果他能够继续坚韧不拔地走下去，直觉主义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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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有一个颇有意味的长期后果。短期的结果是，作为一个竞争者，形式主义看起来非常受人欢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这样。但希尔伯特的胜利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因为在1930—1931年，年轻的奥地利逻辑学家哥德尔提出了一个证明，该证明在根本上表明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计划不可能得到实施（详见第7章）。哥德尔的成果震动了整个数学界，也击垮了希尔伯特对解决所有数学问题的乐观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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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希尔伯特坚定的乐观心态使他不愿相信这一切。1931年，他在最后的广播讲话中说：“Wir mu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应该知道。）这句话也刻在了他的墓碑上。1943年，他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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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提到的颇有意味的长期结果就是：哥德尔的论文几乎彻底摧毁了形式主义，于是只有仍然活着的直觉主义者能够高昂着头说：“我告诉过你这些。”但是一般而言，数学家们倾向于避开基础问题和数学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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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杂志》（Mathematics Magazine）的一篇文章中，恩斯特·斯莱帕（Ernst Snapper）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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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三个学派（逻辑主义、形式主义、直觉主义）仍然有很强大的影响，既然他们曾给我们很多新颖和美妙的数学知识。这些数学知识主要关注集合论，直觉主义和建构主义者(43)对它的各种修正，以及数学逻辑和它的很多分支（包括为计算机发展所作的基础研究）。但是，虽然这种数学经常被称为“数学的基础”，但是不能因为我们在这些领域之一工作，我们就可以宣称，我们在改进数学哲学。同几何或分析一样，现代数学逻辑、集合论和修正过的直觉主义，现在是数学的技术分支。如果我们不直接转回到数学哲学上来，我们就不要指望能为我们的科学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很明显，对于技术型的数学研究来说，这样一个基础是不必要的，但在我们中间，还是有很多人渴望找到它(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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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基础而统一的数学理论仍然是难以界定的。斯莱帕相信：“数学基础的关键隐藏在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哲学根基之中。”(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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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素，1919年（1993年），引自斯雷特（Slater），1994年，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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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佩克豪斯（Peckhaus），2003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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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实际上是他发表的23个问题中的第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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