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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秒钟后，我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你好。我是艾伦·阿尔达。我不知道您是否认识我，我是一名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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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您吗？”我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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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刚刚阅读了您发表在《科学美国人》上的关于同步的文章，我想来和您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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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达说自己总是对流行现象十分着迷，他想知道，流行是否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人类行为的同步。对我来讲，这是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安排了一次会面，我带着阿尔达走进我的办公室。我们进入圆顶大厅，沿着无尽的走廊前行，在张贴着诺伯特·维纳海报的位置右转，然后进入2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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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走进办公室，阿尔达还没落座，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就像呼啦圈和宠物石头一样，流行的东西似乎是凭空出现的，并像病毒一样传播。几周之内，我们就看到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扭动着臀部摇动呼啦圈或宠溺着石头。但是似乎又在顷刻之间，流行结束了。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为什么一些想法会突然变得流行，而另一些又逐渐衰落了？这只是一时兴起，集体的病态兴奋，还是流行有存在的潜在逻辑？如果流行真有逻辑，阿尔达认为，我们应当努力理解其中的逻辑，因为与流行相同的社会传播原理可以有更严肃的用途。例如，每年有100万名儿童死于脱水，他们甚至出现在可以进行补液疗法的村庄；如果母亲们熟悉补液疗法，这种疗法在母亲中很流行，会有怎样的结果？当公共卫生官员试图在菲律宾推广使用安全套，或鼓励非洲女孩待在学校时，他们使用流行歌曲和漫画书来传递信息，希望能让这种社会变革开始流行。尽管存在一些真实的成功案例，但它们的时效往往很短。或许，对于流行更深入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创造更持久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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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达广泛研究了这个话题，他阅读了所有研究人群行为与群体心理的古典社会学家、营销专家、广告专家，甚至是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28)的作品。道金斯认为，“模因”是基因在心理学中的等价物，为了生存竞争的传染性思想，胜者通过文化版本的自然选择繁殖。这些思想是有见地的，但是阿尔达觉得，没有人抓住了问题的根源，流行仍像原先一样令人困惑。目前缺少关于流行动力学特性详细的、可检验的理论。所以，当阿尔达读到耦合振子以及振子背后的数学理论时，他开始好奇：流行突然出现的原理是否类似于萤火虫突然开始同步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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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达的建议似乎是合理的，但在数学上很难用公式表示。关于同步令人兴奋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有节律的同步，其中所有个体都是振子，总是重复同一个周期，像钟摆一样可预测。但人类行为不会如此轻易被确定。另外，关于同步仅有的且易处理的连接都是全局的、多对多网络，很难与流行传播的社交网络相关。而且，令人沮丧的是，支配人类互动的规则（相当于振子间的耦合）是未知的，而且很可能是不可知的。我很失望地对阿尔达表达了上述观点，我不知道该如何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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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聊了三个多小时。我们从进化论、心理学，讨论到混沌理论和量子力学。谈话结束时，我邀请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沃克纪念堂的自助餐厅共进午餐，我们找了一张空桌子，点了一些食品，继续谈论科学。几名学生看着我们，相互耳语，一个同事以向我询问事情为由也过来围观。最终，我们已经无法对一名一直在桌子另一端来回徘徊的学生置之不理了。他走近我们，等着我们抬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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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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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事吗，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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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只是想问：您是斯托加茨教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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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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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嗯，我只是想说，我读了您关于混沌的书，非常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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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走开了。阿尔达和我彼此看着对方，然后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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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只有在麻省理工学院才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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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达关于流行的问题突显了我们对同步的人文性了解甚少。过去，耦合振子理论家总是回避心理学和群体行为学的问题。然而，人类同步的迹象是不容忽视的：股票交易者的从众心理以及股市中因而发生的涨跌；聚众闹事者野蛮的愚蠢行为；群体思维引发的政治和商业问题；甚至那些无伤大雅的情境，例如鸡尾酒会上所有人一齐陷入沉默的尴尬时刻……这些都是群体层次的同步实例。同步的心理维度同样也显示在个体层次：为什么音乐让我们如此振奋？又是什么造就了大自然中的同步奇观，例如鸟群和鱼群优雅的运动？为什么我们一起跳舞会更快乐？我们为什么会喜欢彼此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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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当阿尔达提出流行问题时，我们对人类群体行为的数学原理知之甚少。除了20世纪50年代阿纳托尔·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做的一些开拓性工作和数学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后续努力，例如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发现了“临界点”，该领域的研究一直进展缓慢，一是因为缺乏实证研究和数学工具，二是因为计算机模拟尚且处于萌芽状态。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个课题经历了一次复兴。社会学家借用网络技术分析了骚乱、流行以及新事物传播的规律。物理学家研究了音乐会观众如何从杂乱无章的掌声过渡到同步的、雷鸣般的掌声。复杂性理论学家们正在构想关于交通流量的新理论，解释为什么拥堵可以持续数小时（即便在没有事故或其他明显原因的情况下），或是一群自私的司机如何会在不经意间陷入到合作的车队中，此时所有车辆步调一致地前进，像是怪异的、凝固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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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的结果通常是反直觉的。意想不到的集体行为的涌现在个体属性上体现得并不明显。当然，所有模型都是极为简化的，但这也正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连群体的理想化行为都会让我们大吃一惊，那么我们可能会进一步发现真实群体行为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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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流行问题的研究都基于一个经典模型，这个模型是由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格兰诺维特用假想的100名暴徒的故事来阐述自己的研究成果，这100名暴徒可能处于暴动的边缘。格兰诺维特假设，每个人是否暴动取决于其他人的行为。煽动者会最先发起暴动。其他人在加入之前会观察参加暴动人数的临界值。我们假定，群体中的每名成员所参考的暴动人数临界值（阈值）呈现某种概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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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诺维特最著名的暴徒暴动例子，其阈值在0～99之间均匀分布。换句话讲，一个人的阈值是0，另一个人是1，以此类推。我们很容易预测在这样的群体中会发生什么。阈值为0的人会发起暴动，即便当时群体中并没有暴动的人。然后，阈值为1的人看到有一个人（煽动者）打破窗户，便受到刺激，继而加入暴动。既然现在有两个人暴动了，那么阈值为2的人便加入。就像导火索的燃烧或多米诺骨牌的倾倒，暴动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直到所有人都加入。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这正是难解之处。格兰诺维特说，假设我们用最轻微的方式改变人群的初始配置，阈值为1的人被阈值为2的人取代。现在，煽动者发起暴动时，没有人响应它，因为所有人的阈值都大于1。换句话讲，不会有暴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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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这两种假设的条件几乎没有区别，至少在通常的社会学方法上如此。人群的平均构造用尽可能小的方式进行改变，阈值的整体分布几乎是相同的，而结果却截然不同：一种是全面暴乱，另一种则是一个孤独的疯子横冲直撞。旁观者可能将前者描述为一群暴徒，而将后者描述为一个疯子毁了一次和平示威，而事实上，二者却是十分近似的复制品。我们的经验是，人群的集体动力学特性对它的配置非常敏感，这可能是聚众暴乱难以预测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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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简化的格兰诺维特模型中，也许最重要的简化是假设每个人对所有人都有完善的认知。这种近似是我们在最简单的振子模型中遇到的多对多耦合的社会学模拟，此时每只萤火虫都能看见群体中的所有成员。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邓肯·瓦茨研究出了更真实的案例中的数学，每个人都受到朋友和亲密同事组成的特定子集的影响。瓦茨的模型受环境驱使，在这种环境中，口头的传输或社交网络的沟通（与广播或全球知名度相对）是互动的主导形式。在这种分散的网络中，协同行为的自动爆发似乎特别神秘。瓦茨提出了这样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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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些书籍、电影和唱片只有很少的营销预算，却会从默默无闻中脱颖而出成为畅销品，而许多先前付出同样努力的作品却并未成功？为什么股市会出现偶尔的大波动，却无法追溯到任何与之关联的重要信息？基层民众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如何在没有集中控制或公共通信的情况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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