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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如今在讨论（智能）物体时担忧隐私权这一点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十年前，我们对隐私权的关注更多可能是在邮件和浏览器的语境下，五年前更多是在谈谷歌和Facebook时。以前我们捍卫隐私权的对象是他人或大公司、政府等，现在却很快要变成物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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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的隐私早已不复存在。认为谷歌和Facebook窃取了人们的隐私其实是不对的：明明是我们主动把隐私免费提供给他们的。不过，也别忘了整个互联网经济其实都建立在无数人的免费义务服务之上。我们不仅在牺牲自己的隐私，甚至也都在免费“捐献”内容，但我们乐意如此，因为我们想要从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上获取免费的服务。当你从智能手机上下载一个应用时，它都会先问你是否同意让你的APP访问“A.位置，B.麦克风，C.相机……”所有这些都会泄露你的隐私，但又有几个人会说“谢谢，我不同意”？成千上万的人会回答“同意”，是因为他们确实想要使用这个APP，所谓的隐私不过是次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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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政府和大公司根本不需要努力获取我们的隐私，互联网上的商业模式成功的秘诀很简单：你给我一个免费的服务，我让你监测我的生活。谷歌和Facebook等大公司根据你提供的数据引入广告商等实现盈利。我们都对此一清二楚，但我们使用它们的免费服务时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交易，我们渴望使用它们的服务，渴望被它们“窥探隐私”，不等Facebook开口要，我们就每天就主动上传大量的个人生活信息和图片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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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发明互联网的时候，从来没想到每个人的隐私会变成它最重要的资产吧。更糟糕的是，今天的情况演变为，如果我在互联网上找不到关于你的信息，你就会变得“可疑”，“为什么你没有Facebook账号？为什么找不到你在大学或第一个公司上班的相关图文……”大家会产生种种疑问，甚至有可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你。我遇到不少原来反对网络社交的朋友，一开始拒绝注册任何账号，后来却变成了各种平台的忠实粉丝。大家最好习惯的一点是，我们的房间和车里的各种小装置都在收集关于我们的私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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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人们害怕的“间谍物体”的名单很容易。但是，大家容易忘记的是，我们所谓的隐私也能给我们带来便利。比如，很多公司在招聘时已经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从你的网络社交圈以及网购记录等信息里迅速鉴定你是否是合适的工作人选，这种分析法还可以应用得更广，为我们省去不少官僚主义的程序。比如申请美国签证时，美国领事馆面试时要确定的问题大多也都可以通过分析你的网络公开数据得到答案。这种情况下，你每天遇到的“智能物体”就扮演了你小村庄里的邻居一样的角色，它们能比邻居们更有说服力地告诉想要面试你的人，“这个人很不错”。没错，你的隐私是一去不复返了，但你申请新工作和签证的时间会大大缩短，从原来的十天到一天，甚至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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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介意隐私了。至少在硅谷，就有一个人很介意隐私，即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2013年，他悄悄地把自己位于帕洛奥图的家附近的房子全都买了下来，给自己的家庭生活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私人空间，因此，当他的孩子出生时，除了他自己公布了这条消息，其他媒体和朋友等很少人知道。这就是未来的隐私发展趋势：它将变成只有富人才能负担的一种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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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各个国家对隐私的态度也都一直在变化。2016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了一份《隐私与信息分享》的报告（http://www.pewinternet.org/2016/01/14/privacy-and-information-sharing/），深入研究了美国人对隐私态度的变化。结果是，大多数人都接受他们的雇主在上班的地方安装摄像机，对大超市或大公司给的积分优惠卡的态度则一半支持，一半反对，反对最多的是可以进入家庭的“智能物体”，17%的人们表示他们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侵犯隐私，4%的人们表示他们对所有“侵犯隐私”的行为全部接受。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从现在开始的年青一代改写这个数字，年轻人会越来越倾向于接受所有的这些“侵犯隐私”行为。用Facebook的这一代人会更愿意牺牲隐私来换取“成为受欢迎的名人”，隐私和出名这两件事不可兼得，在虚荣心和个人信息安全之间，越来越多的孩子会选择前者，人们想要出名，想要被喜欢，而不是枯燥寂寞的安全，尤其是年青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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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还跟创新和经济发展有关系。大公司当然是隐私的首先受益者。谷歌、Facebook以及苹果等公司都是“我给你一个免费的服务，你让我监测你的生活”的商业模式受益者，这种互联网经济未来会愈演愈烈。我们丧失的隐私会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创业者需要提供体验越来越好的应用来竞争你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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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当我得知欧盟针对物联网采取行动保护市民隐私时一直摇头，无法相信。2000年，欧盟就跟美国签订了所谓的安全港协议（Safe Harbor，安全港协议要求：收集个人数据的企业必须通知个人其数据被收集，并告知他们将对数据所进行的处理，企业必须得到允许才能把信息传递给第三方，必须允许个人访问被收集的数据，并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安全性以及采取措施保证这些条款得到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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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透露，美国政府有一个监视大众的项目，同时也会从诸如Facebook这样的大公司获取消费者数据。欧洲人对此感到震惊并产生过度反应。2015年，欧盟决定废除15年前建立的安全港协议，用以保护欧洲公民的隐私，其新制定的数据保护条款，即所谓的“通用数据保护规则”（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将从2018年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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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欧盟这个举动会有助于经济发展和创新，欧盟委员会的安德鲁斯·安西普（Andrus Ansip）认为，如今欧盟的协议会帮助欧洲国家创建数字服务创新的基础，但他没有看到的是，这个协议其实不鼓励创业者在很多领域的创新，因为商业计划书从此以后会变得更加复杂：从2018年开始，创业者必须要靠卖一种产品或一种实在的服务来赚钱，而不能再依赖于免费服务换用户信息，再把用户信息卖给商家的模式了。这在本质上是在扼杀一种重要的互联网经济模式，如果这个保护隐私的协议也在美国执行，如果谷歌必须要靠搜索引擎赚钱，不能靠广告赚钱，今天我们就不会有用户那体验这么好的一个引擎，很可能连谷歌也不存在了。看看欧盟，现在欧盟的年轻人失业率高居不下（西班牙约50%，意大利40%，法国约25%）。欧盟此举确实保护了未来一代的隐私，问题是他们的未来一代会有更多的人找不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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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互动走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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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担心隐私问题，我总是担心人类和机器的融合、共存问题。随着传感技术和通信手段的进步，物体变得越来越聪明，物体与物体、物体与人的交互越来越频繁，这势必会影响到人与人的直接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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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物体和机器人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微妙的。我认为，最初“智能物体”将只是使用传感器的一些应用而已，它们在真正改变你对生活的态度上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然而，在某些时候，这些物体将变得足够“智能”，使得机器人和“智能物体”之间的区别只剩下机器人可以移动，而“智能物体”不能移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智能物体没有机器人聪明。比如，家庭机器人其实就是“智能物体”的一种特殊情况：当你通过Wi-Fi、蓝牙或其他一些网络激活家庭机器人时，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移动的智能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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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些机器人已经像宠物一样被对待，很多孩子经常像对待猫和狗一样对待机器人（如真空吸尘的机器人）。未来包围我们的机器人将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个性”，因为机器人的大脑可以被设计为能跟人、动物、甚至物体“社交”：画一个简单的笑脸，人类就能对它“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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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时代以前，人类的生活质量和情绪状态跟我们身边的动物有很大关系，尤其是那些为我们工作的动物（例如农场里的马），智能物体时代到来后也会是这样，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智能物体将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最终，语音识别功能会发展得足够好，我们将可以跟机器流畅地交流，我们会像对家庭成员一样对它们，就好像现在很多人把自己用了多年的车当成老朋友一样。已经有如亚历克斯·瑞斌（Alex Reben）一样的科学家，他们专门设计可以跟人类“社交”的机器人。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凯特·达林（Kate Darling）写了一篇题为《让社交机器人拥有法律权益》的论文，为机器人的法律地位而呼吁，也许有一天，有人会将法律权益扩展到所有的智能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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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跟智能物体的互动到底会如何改变我们跟其他人的互动方式，当我们使用机器时，我们往往倾向于对同时介入的机器更友善，对人更冷漠。比如司机，交通不通畅或发生小的车祸时，我们往往对司机们更苛刻。也就是说，当我们大大减少人与人的直接互动后，当我们跟人的互动中总是有机器的身影时，这一定会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人类觉察和感知其他人的方式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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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2.0：在硅谷探索科技未来 可穿戴设备：未来衣服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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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设备和物联网一样，都是早早地出现，却迟迟遇不到市场的春天。如今，两者终于在一个时代相逢，并跟3D打印、机器人等技术碰撞到了一起。未来的可穿戴设备将能够看、能够听、能够沟通交流、能够储存能量、能够实时监视我们健康状况，甚至能够隐身……再接下来，随着微机械和纳米机器人等设备的发展，可穿戴设备将植入人体内部，达到科技与人类交融与互动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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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式设备也是早就存在的技术，只是由于价格太贵和太笨重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比特》杂志1981年的某期封面就是一款智能手表，比苹果智能手表早了34年！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大公司的新发明，只是大公司能够抓住合适的机会，更好地将其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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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设备的吸引力主要有四个：第一，量化自我（主要用于健身，健康数据记录等）；第二，记录我们的生活；第三，增强身体（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鞋等）；第四，表达、展示自我（智能衣服、智能珠宝等“炫酷”装备）。从心理上来说，这四个原因都是很难拒绝的，简单来说，可穿戴设备背后运行的“成功公式”是：“虚荣+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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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可穿戴设备主要是将普通的衣服、手表、皮带、眼镜等跟计算机技术融合起来，让它们变得“智能”。让计算机变得“可穿戴”不难。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一个学生萨德·斯特纳（Thad Starner）自1993年就开始穿自制的计算机设备了。大约同一时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丹尼尔·西沃赖克（Daniel Siewiorek）也为军事用途设计了可穿戴的计算机设备。1994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学生史蒂夫·曼（Steve Mann）开始试验可穿戴装置，并在1998年制造出第一台能运行Linux系统的智能手表。这使他成为纪录片《赛博人》（2001）中的主人公。1997年，卡内基·梅隆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佐治亚理工学院举办了可穿戴式计算机的首届IEEE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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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衣服、皮带等变“智能”也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智能衣服的先驱出现在1998年，佐治亚理工大学桑妲蕾森·加雅拉曼（Sundaresan Jayaraman）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了首款智能T恤，其实就是“可穿戴式主板”。随后就是芬兰的“Clothing+”公司发明的可以监测心率的T恤。2000年，Reima公司将“Clothing+”的“智能呼喊”（Smart Shout），即一款免提手机通信的皮带商业化了。同年，英格兰的Softswitch发明了一个由纺织物控制的键盘，将其纳入到了冬季运动夹克的音频通信和加热系统中。同在2000年，飞利浦（Philips）和李维斯（Levis）之间的合作带来了第一款人们可以买的可穿戴电子服装，即“ICD+夹克”，里面植入了一款手机和一个MP3音乐播放器。这些年里，“智能衣服”的尝试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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