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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设想，有一天，大量微小的DNA折纸机器人可以在你的身体里不停地游动，它们可以彼此连接和沟通，它们可能还会强大到能够运行一些人工智能的程序，以此来实时监测和识别你身体内部正在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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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黑客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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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技术的交融里，“生物黑客”（Biohackers）会扮演重要的角色。2005年，年轻的生物学家罗布·卡尔森（Rob Carlson）离开了伯克利分子科学研究所，继续在家里做他的生物实验，并在自己的车库里创办了生物技术咨询公司Biode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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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杰森·鲍勃和马克·考威尔（Jason Bobe＆Mac Cowell）在东海岸创建了DIYbio组织，这被认为是合成生物学“DIY”（自己动手）运动的开始。2009年，纽约四个年轻的天才［分子生物学家艾伦·乔根森（Ellen Jorgensen），生物工程学家奥利弗·麦德沃鄂迪克（Oliver Medvedik），自由撰稿人丹尼尔·格鲁什金（Daniel Grushkin）和多学科背景的艺术家尼里（Nurit Bar-Shai）］建立了非营利性组织Genspace，用以推动生物黑客的研究。他们第二年设立了一个对公众开放的生物技术实验室。同一样，安吉拉·卡茨玛茨克（Angela Kaczmarczyk）等人创立了波士顿公开科学实验室（Boss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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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创立了生物黑客空间BioCurious作为回应，这也是一个由志愿者经营的非营利性组织。它于2010年由一群年轻的独立生物学家（Eri Gentry、Raymond McCauley、Tito Jankowski、Joseph Jackson、Josh Perfetto和Kristina Hathaway）创立。它标志着全球生物爱好者利用遗传领域公共数据库创建社区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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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生物黑客们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La Paillasse创立了Wetlab。2010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办了主题为“疯狂的生物学？”的研讨会，会议上，自学成才的生物黑客梅瑞狄斯·帕特森（Meredith Patterson）发表了题为《一个生物朋克的宣言》（A Biopunk Manifesto）的演讲。2010年，罗布·卡尔森出版了《生物是科技》（Biology is Technology）一书，书名也成为合成生物学“DIY”运动的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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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BioCurious的两个创始人——蒂托和乔什（Tito Jankowski＆Josh Perfetto）在旧金山成立了OpenPCR，他们想制造一台可以能把生物科技放到桌面上的机器，基本上就是一台复制DNA的机器。像一台专业设备一样，源自OpenPCR的家用机器可以增殖DNA样本，而OpenPCR大大降低了这些机器的价格，让普通个体也买得起。2010年，奥斯丁·海因茨（Austen Heinz）在旧金山创立了Cambrian Genomics来制造第一台“生物激光打印机”，一种能够快速准确生产DNA的机器。2014年创立于旧金山的Arcturus BioCloud使得它变得更容易：它想成为在云端跟用户沟通的生物公司的虚拟代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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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汤姆·奈特（Tom Knight）教授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有一个标准化的“生物砖”（biobricks）目录，可以帮助合成生物学家们快速组装成活的有机体。他想要的模式清楚地再现了个人电脑产业走过的路程：爱好者从杂志广告目录订购套件，然后在他们的车库组装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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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成立了MIT标准生物零件注册处（MIT Registry of Standard Biological Parts），后来并入了国际基因工程机器（the 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无论是“国际基因工程机器”还是“生物砖基金会”（BioBricks Foundation），都是生物学家德鲁·恩迪的创意。到2014年，国际基因工程机器的存储库已包含20 000件标准生物零件（生物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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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技术正在掀起一场全球合成生物领域的“草根者”革命，2004年始于波士顿的每年一度的“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iGEM）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生物学者，他们纷纷在创造新的生命形式（大多数是有用的微生物应用），2014年有来自32个国家的2500名选手来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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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梅利娜·范（Melina Fan）于2004年创立的非营利组织AddGene，致力于帮助合成生物学家分享他们的发现。例如，它帮助需要用CRISPR技术做实验的实验室运输他们所需的DNA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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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斯蒂芬·弗兰德和埃里克·沙特（Stephen Friend＆Eric Schadt）于2009年在西雅图创立的非营利性组织赛智生物网络（Sage Bionetworks），显然是受到最有名的开源软件数据库GitHub的启发而建立的。该组织的宗旨尤其谈到了“解决复杂科学问题的志愿者们的开放网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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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仍需要和计算机辅助设计（CAD）一样的工具，2010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hris Anderson推出了Clotho，一个开源的“生物CAD”平台，可以帮助研究者设计有机体。2014年，Autodesk推出了Cyborg工程，一个为DNA设计者提供设计工具的基于云端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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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物黑客们的社区正在日益壮大，随着生物研究的价格越来越低，有一天惊人的成就很有可能来自这些独立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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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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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领域的主要危险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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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而言，比起转基因生物，我更害怕塑料。我吃了转基因番茄没有问题，但是把它存储在塑料容器中就有问题了。21世纪最大的建筑结构不是高层写字楼，而是纽约的垃圾填埋场（很多都是塑料垃圾），不是用来工作或生活的，而是用来存垃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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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是肯定的，为了防止科学犯下大错，科学家们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总是难免有很多坏人和蠢人。我们每发明一个新的技术，就必须时刻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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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生物科技领域没有忘记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重要教训。1999年，一位名叫格尔辛基（Jesse Gelsinger）的少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起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中死亡，这一悲惨事件让基因治疗停滞了二十年。我想说的是，只要犯一个错误，整个领域的发展就会被喊“暂停”。尤其在生物科技领域，人命攸关，必须时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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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危险在于生物黑客们可能会发明一些不能轻易被“撤回”的东西。“撤回”键在生物科技领域是不存在的，如果你不小心在实验中犯了错误，就没法抹去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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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哈佛最有影响力的生物工程学家乔治·彻奇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教授肯尼思·奥耶（Kenneth Oye）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基因编辑技术和基因驱动技术一旦离开实验室，会变得过于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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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应该制定一项新的法律，规定生物技术公司推出新产品的时候必须要清楚知道怎么“撤回”。换言之，如果生物科学家们还不知道怎么“撤回”他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那就应该永远被关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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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史蒂芬·麦卡罗尔（Steven McCarroll）的团队在波士顿博德研究所宣布，他们发现了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基因。几个月后，塞丽娜·尼克·扎因（Serena Nik-Zainal）在英国桑格研究所的研究小组发表了与乳腺癌有关的基因。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使用这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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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过早相信科研成果的前车之鉴已经很多。比如，20世纪20年代，优生学（eugenics，研究通过受控的选择性生育来改善人种的学说）在美国大学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科学话题，但几年后，这种学说被希特勒加以利用，成为他灭绝犹太人冠冕堂皇的理由。再比如，精神分析曾在美国非常流行，精神分析学家们一度主导了美国多个大学的心理系，但是，很多弗洛伊德的理论最近已被现代神经科学证明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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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认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甚至还没来得及充分思考一个自我认知的基本问题：“我是谁？”当我的某个基因发生了改变，或我的某些细胞被重新编程之后，我们还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到底“我”身上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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