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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生物技术的危险是，我们不能承担风险。以往技术的发展史上，没有任何事故或没有任何人遭到伤害的例子还找不出来。但在生物技术领域，人们对风险的实际容忍度为零。一旦有任何人被伤害，整个领域的事情都要停止。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当然，我并不是主张我们尝试去伤害任何人和事，但能否容忍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如果我们因为担心人们受到伤害，因为现在技术还不够完美而一点事情都不能做，我觉得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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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更担心的一个大难题是，如今人们谈论商业化生物技术的时候，都喜欢用19世纪英国工业化的比喻。人们喜欢说，让我们工业化生物学！我觉得那会是一场灾难。因为这种做法没有利用生物学的独特之美。生物学是分布式的，有人的地方就有生物学，即便人迹罕至之处，也有生物学，生物学是任何制造平台的终极分布式存在。而当我们工业化生物学时，我们其实想要把生物学带到工厂里，以工厂制造为中心，开始计算所有相关的运输成本、人工成本……天哪！我们为什么不能分布式生产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人们不管身处何地都能自己生产呢？毕竟，我们已经可以通过网络传送信息，可以本地编程和打印DNA。相反，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生物化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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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至少在美国，我看到政府的所有关注点和发展趋势都集中在工业化生物学上，这种策略和做法无疑是一种倒退，这跟我们想要的正相反。我们一直在寻求的21世纪生物经济，生物学的独特、珍贵和美丽之处，正在于它是自然的一部分，它是天然分布式的，发展生物经济应该利用好生物学的这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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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容忍任何风险和思维僵化带来的结果就是，人们拒绝改变。即便那些声称自己喜欢新事物、喜欢改变的人，其实他们真正喜欢的是现状。我认识的一位艺术家黛西对合成生物学有很深的了解，她用一句话洞察了现状：“合成生物学，一个必须承诺不做出任何改变的革命性技术。”可以说，大约93%认为自己是合成生物领域的人都承诺不做出任何改变。就好像我对家人说，“我正在将生命体变成完全可工程化的，而且这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即便我三岁的儿子也会马上说：“这没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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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让生命体完全可工程化，很多事情都会改变，但如何使这些改变的方向是我们所希望的，取决于我们现在怎么选择。生物学独特的力量是非常棒的，我担心的是，我们会选择非常不一样的东西成为它的发展框架，因此，当变化发生时，它会更具破坏性，这才让我真的非常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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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政府监管部门如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对生物技术的发展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规范，我认为未来政府的管理框架将必须修改，因为它已经跟不上现在生物技术的发展步伐了，我们研发出的很多东西都很好，但目前的监管体系只允许很少一部分出现。我所说的并不仅指药物，还会有很多我们可以放到环境中的东西，可以放到人体内的东西，可以用到小学生的学校里的东西……它是生物技术，它可以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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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40年生物技术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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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生物技术未来发展趋势，我们2015年在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学院通过了一项战略计划，基本上是我们问自己一些认为很重要的问题。一共提出了10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我们将能得到多好的工程化的生命体？注意这不仅是生物工程学院在提问，而是整个工程学院，如果你是航天工程领域研究火箭的，你将能得到多好的工程化的生命体？如果你是环境工程领域的，你将能得到多好的工程化的生命体？如果你是管理学院的……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答案，答案是，我们会得到好到惊人的工程化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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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认为这个领域的发展会大概跟1960~2000年，基于硅的工程化的发展情况相似。在未来40年里，想象一下生物工程化领域计算能力的进步，我们将努力实现工程化生命体，包括有机组织工程化、生态系统工程化，还有其他很多组成部分我们都会努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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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生物学涉及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人类集体关心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关注是作为一个社会，一种文明，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要让全世界合作起来工作是很困难的，因为存在很多的文化差异等，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每个人都负起责任，坚定推进生物科技的进步。这也是为什么我支持现在兴起的各种生物黑客，我认为他们应该努力多做好事。这也是为什么我进一步支持让每个人都成为“生物技术公民”，因为生物技术是一个分布式解决问题的平台，它可以让每个人都随时随地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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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戈登：一位传奇投资人眼中的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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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埃里克·戈登（Eric Gordon）是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艺术展览上，当时的“艺术家”埃里克展出了大量画作，也很高兴跟来自中国的记者合影。当时得知他还是一名湾区生物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人，却不知道这位一直微笑的和善老人在生物科技领域有着非常传奇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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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多个公开介绍里是这样写的：公认的组合化学、药物化学以及从酶抑制作用中创造新药物的专家，曾任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高管长达18年，1992年，他在生物科技公司Affymax担任研究副总裁。1996年，埃里克成为Versicor公司（之后改名为Vicuron制药公司，2005年被辉瑞公司以19亿美元收购）的联合创始人、总裁和首席科学家。1998年，埃里克担任Sunesis制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直至2002年底。2003年，他受硅谷帕罗奥图Skyline Ventures风投公司创始人的邀请担任合伙人，开始了长达约12年的风险投资人的工作，后来，埃里克又受邀成为斯坦福大学的“顾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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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埃里克尤其从风投的角度解释了当下的行业现状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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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生物科技的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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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硅谷待了30年以上的时间，在成为生物技术公司的风险投资人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一名化学家和生物技术公司管理者度过的。但我认为自己实质上一直都是一名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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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时，规模还非常小，是由湾区当地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发起的，之后它一直不断壮大，如今早已成为一门科学。在美国，人们公认有两个地方已经完成了这种演变并成为风投集聚的中心，即旧金山湾区和波士顿。这两个地方有自身独特而复杂的特点。比如，旧金山湾区至少有三所很好的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这些学校有大量资金以及很多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更开明、更开放的态度。它们没有那种除非你先向我证明你在实践中已有所作为，否则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的那种保守的态度，它们愿意用开放的态度认真倾听每一个可能改变世界的想法，它们也相信你能改变世界，哪怕只是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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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过去几十年的风投行业不断有起起落落，一开始，公司创始人给投资人“画了很多大饼”，结果都没有实现，导致整个行业内人们的信心急剧下降，之后又缓缓回升，现在则到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高峰。同时，来自全世界的聪明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补给”到湾区，其中很多来自中国。湾区能吸引全美风投的关注还因为这里有成百上千的小公司想要成功，这里有太多让人兴奋的、有趣的事情正在发生。在这些小公司里，来自全世界的聪明年轻人有机会将他们的想法、梦想付诸实践，他们中很多都是连续创业者。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缔造出了一个很难复制的投资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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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物科技的投资人来说，湾区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生物科技的诞生地。分子生物学从这里诞生。不过，这里可能不会产生“下一个辉瑞”，制造中心可能不会建在这里，因为这里“太贵”了，这里更多是新想法的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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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眼中的“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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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人们对湾区，尤其是硅谷经常提出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独角兽？这里的风险投资是否处于泡沫中？大家谈及的独角兽往往是说一个20人左右的小公司，却被估值10亿美元甚至更多，有些公司甚至还没有像样的产品。我不喜欢独角兽这个词，它只是一个虚构的生物，并不真的存在，它只是图片看起来好看，它们的价值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人们投资这类公司很多时候也是想象它们未来的收益和价值，它们往往只有一个吸引人们眼球的想法，公司的基础并不坚固，就像俗语所说的，“吹口气，它就能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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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这么多风投帮助打造出这些超过实际价值的“独角兽”，主要原因是贪婪和恐惧，他们都想在“下一个谷歌”之船的甲板上，他们太害怕错过这艘船。这种现象里有不少风险，从风投们的角度来看，投资人也是适者生存，他们必须要靠押中好公司来赚钱；否则，他们会被抛弃，只有赚钱了，才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机构和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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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领域的“独角兽”很少，但也有一些，你必须真的做出来些什么才行。这个领域的风险很高，但回报也是惊人的。我创立的第二家公司以19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辉瑞，它大概有9年历史，你需要这么久才能做出些东西来。这个领域的投资收益高，是因为人们需要药物，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健康地活着，这也是高昂溢价的由来。有人可能会对制药公司说：这些药物为什么要卖这么贵？制药公司会理所当然地说，因为我们要为那些研发失败的药物埋单。大型药物公司每年至少都要花10亿美元研发新药，每年又有几个新药通过审查呢？没有比生物技术领域更严格了，它还需要各个领域的人员协同作战，药物生产需要一个精英部队，需要不同领域的人在团队中承担不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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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一个政治与科学的奇特混血机构，作为生物科技领域的风投，投资一款新药之前最重要的就是考虑它通过政府审查的概率。选择投资的药物需要在市场上有需求，能有一席之地。一旦判断失误，适者生存，除非你还能存活下来，否则你就要离开。作为这个领域的投资者，创业公司来找我时，我最看重的是三点：人员、科学和资金。有优秀的人和足够的科学支撑还不够，还要有足够的钱，才能保证团队把时间花在研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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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微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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