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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很好地反映了中国同域外文明的碰撞及相互影响。《史稿》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处理这一题材，如隋唐五代时期中国与朝鲜、日本、印度及中亚、西亚地区的科技交流，宋辽金元时期与伊斯兰世界的科技交流，以及明清时代的“西学东渐”、“洋务运动”以及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大规模传入等。此外，该书也用一定的篇幅介绍若干少数民族的科技成就，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内不同族群、不同地区在科学技术方面互相交流与融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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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特点，也许可以解释《史稿》魅力经久不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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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稿》的作者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成立于“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由杜石然先生领衔。今天，六位作者中的一半，曹婉如先生、金秋鹏先生、陈美东先生已先后作古，健在的几位也都步入耄耋之年。写到这里，自己觉得有义务对《史稿》的作者们及相关的背景作一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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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78年随着“科学的春天”的脚步迈入科学史门槛的，对《史稿》的写作经过有一些耳闻，也曾目睹前辈们工作的状况。当时研究所办公条件颇为艰苦，可谓居无定所。我因为要向导师杜石然先生汇报学习情况，去过几次作者们工作的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只见房间里到处都是书籍和文稿，办公桌、床上、地上堆得满满的。卫生间则充作暗室，常常是最年轻的金秋鹏先生在里面赤膊鼓捣，只有在需要换气和进烟的时候才出来打个招呼。其他先生们也都是乐呵呵地忙着各自的事情，紧张有序但气氛极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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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是1957年元旦挂牌成立的（当时称研究室），早期的成员主要从事学科史研究，如李俨、钱宝琮就都是权威的中国数学史专家；还有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担任该所兼职研究员和研究生导师，如叶企孙、张子高、侯仁之、刘先洲、王应伟、王振铎等。杜石然先生就是在当年考入研究所的，师从李、钱两位大师学习中国古代数学史。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中国第一个科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当时没有硕士、博士之说）；《史稿》的另外两位健在的作者范楚玉先生和周世德先生，以及逝去的陈美东先生，也都是“文革”前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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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9年，还是研究生的杜石然先生就萌生过编撰一本中国科技通史的想法，但是未及动笔就被叫停。“文革”甫告结束，他与同事们再度提出开展综合性的中国科技通史研究的计划，其预期产品是由一部通史带头、外加若干专史和工具书组成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如果把这套大丛书比作集团军的话，《史稿》就是这一庞大军团的先遣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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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遣队的胜利为大军团的组建和进军开辟了道路。1988年，就在这项计划顺利启动的时候，我曾在京城发行量颇大的媒体上撰文，内中提到：“早在一九五六年，中科院就制定了编写中国科技史丛书的计划，后来政治气候变化，这一计划也就落空了。现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再次把这一编写中国科技史丛书的计划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最近召开的编委会扩大会议上，主编杜石然先生回顾了丛书三上三下的艰辛过程，摆出了目前具备的有利条件和困难，表示了要在七年内。完成这套丛书的决心。我们愿早日看到中国人撰写的大部头科技史著作问世。”（《北京晚报》1988年12月13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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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这一堪与李约瑟博士的鸿篇巨制媲美的28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即将全部出齐，而当年在首批书籍发行前决定对外公布有关人员名单时，主编换了人，开辟草莱的杜石然先生险些被“擢升”为顾问，最后还算名列常务编委。说到底，这套大书中的开篇通史卷，就是在《史稿》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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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前后，我在外地拜会一位从研究所调出去的前辈朋友，他不但是个出色的生物学史家，还以记忆力好和善于阅人见长，亦曾短时期担任过研究所的负责人。他说过的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平心而论，老杜对研究所的贡献最大。”如今这位老朋友已归道山，但他说话时的那副神情和语态，似乎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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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真的都会“平心而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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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石然先生思维敏捷、博学多才，看人论事一针见血。他自幼嗜读，大学毕业后又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是我所认识的杂书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兴致来时，先生还会弄个诗词楹联什么的，我曾收罗了一些，日后或许可以辑出个新的“杜诗笺注”来。下面恭录两首，一是贺钱宝琮先生七十寿诞而填的“千秋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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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和日丽，正李桃齐济，坐花又面谆谆教，方道刘徽聪，更论冲之慧，谈笑间，畴人千古任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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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落尽珠玑，纵谈皆欢醉，人未老，志千里，旭日沐东风，心比苍松翠，共举杯，学生试谱千秋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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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钱老主编之《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初版）杀青统改之际，地点在当时研究所所在之九爷府（即孚王府，位于北京朝内大街与南小街交口处）东北小院。当春夏之交，藤萝枝蔓，枣花飘香，在场人物除了杜先生和寿星钱老之外，尚有梅荣照、何绍庚等几位当年的“年轻人”。这首词如实地反映了两次浮世大混沌之间难得的一小片宁静时光中的师生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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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咏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楹联，作于2007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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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断千尺，潮狂暴落，逝者如斯，但喜仁者寿，闲人方得大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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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惊万钧，气荡氲氤，前途舛惑，勿悲道将穷，朽儒尚能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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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的是自然之景，抒的是人世之情，“小文章”是谦辞，“大灵气”是我所景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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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先生常鼓励年轻人多读书，古今中外都要读，但不能死读书。记得是1980年春夏之际，先生建议我们几位理科出身的研究生以游学的方式去补文史课。一个多月下来，我们行经冀、晋、陕、豫、鲁五省，两渡黄河，三涉渭水，走访了中原地区的诸多图书馆、博物馆、文管所及历史遗址，体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乐趣。我曾写过一篇《一次难忘的游学经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年12卷3期）志其事。先生又具语言天才，模仿他人的口音及方言惟妙惟肖，日语自不必说，英语也比许多以“寄托”为奋斗目标的青年好得多。1990年退休后，先生应邀赴日，相继在东北大学、佛教大学执教达十年之久，讲授中国科学史和思想史，目前寓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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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先生曾戏言要写一本《新儒林外史》，其实先生的行迹是应归入当代儒林之列的。有了先生这样的人物，科技史这门看起来枯燥的学问才有了趣味透出亮彩。昔者汉儒皓首而穷一经，有以两字经文成数万言疏者，今人几乎不可能做这样的功课了。新一代的科技史工作者，应有更开拓的学术视野和更广博的文化修养，否则“跨越创新”、“重点培育”都是空话。泥古非今者迂，喜新忘旧者陋；崇洋废本流于轻浮，自大排外失之偏狭。这不是什么名人语录，只是我胡诌出来的几句顺口溜，是从杜先生的治学经历和学术风格中品味出来的一点东西：年轻的科技史学者不但要学有所专，更应有通博的勇气和追求，古今中外都要拿过来瞧一瞧，至少主观上不能厚此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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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稿》修订版杀青前夕，杜先生跨洋驰电命补序文一篇。吾小子何识何能，学业不精，更不能通达，只是胡乱翻过一些书而已。但师命难违，惶惶中草成此篇，还请吾师及众方家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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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业门生 刘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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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卯岁末谨序于燕都之梦隐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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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现为国际科技史学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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