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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原始社会后期已出现原始纺织技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绝大部分都发现有纺坠，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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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使用的纺织原料，多半是野生麻类和其他野生植物的纤维。更重要的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开始利用蚕丝织作。在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除了发现苎布，还出土有一段丝带和一小块绢片。【25】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蚕丝的国家，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唯一这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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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纺纱方法有两种。一是搓捻和续接，用双手把准备纺制的纤维搓合和连接在一起。另一办法是使用原始的纺纱工具——纺坠。这种工具已经具有能够完成加捻和合股的能力。纺坠，即是在一根横棒的中间或一个圆盘状物体的中间，插置一根植物杆，利用横棒或圆盘转动时产生的力偶，使纤维抱合和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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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织造方法，是在编席和结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人有“编，织也”【26】的说法，说明了这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我国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发明了结网的方法。山西大同许家窑旧石器遗址出土了许多石球，经考古学者研究，都是十万年前人们使用的“抛石索”的遗物。“抛石索”必须使用植物韧皮或动物皮条编制网兜。新石器时代出现了正式的织造技术。最初是编织，像编席一样完全用手编结。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印有好像是用绞缠法制作的布痕，就属于这一类。随后，又出现原始的机织工艺，利用原始腰机和引纬的骨针织作。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了管状骨针、木刀和小木棒，经鉴定，可能是供装置这类机械的部件和引纬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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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织作方法的发展，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能够生产具有一定水平的织品。苏州草鞋山遗址曾经出土一块约六千多年前的葛纤维织物，经线由两股纱并合而成，系用简单纱罗组织制作，罗孔都比较规整匀称。钱山漾出土的绢片，经纬密度均为每厘米48根，丝缕相当均匀，比较坚密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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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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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候，我们祖先曾经在树上“构木为巢”【27】，或利用天然的洞穴作为居住的地方。到新石器时代，人们居住的方式就较多样了。少数地区如广西、云南、广东等石灰岩洞较多的地区，人们还有住在天然山洞里的，但多数地区已普遍建筑了住房。在黄土地带和地势高亢的地区，主要建造半地穴式房屋和原始地面建筑。在湿热的沼泽地带，则主要营造源于巢居，把居住面架设在桩柱上的干栏式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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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坡遗址半地穴式房屋大部分是取土形成竖穴，上部用树木枝干等构筑顶盖。建筑面多呈方形或圆形，中部有一根或多至四根对称的中柱，住室中央或近门处有一圆形火塘，门前有缓冲空间和沟坡状门道。地穴是直壁，一般深50～100厘米，穴底和墙壁涂草筋泥。柱基用原土回填。顶部是自四周向中柱架椽，成方锥形或圆锥形屋顶，内外都涂草筋泥。门道雨篷用大“叉手”。中柱和椽木交接处用藤葛类或绳索扎结固定。顶部节点附近留有排烟通风口。这种木骨涂泥的构筑方式，后来发展成为我国古代建筑以土木混合结构为主的传统。如果把居住面上升到地面，其形式与近现代的砖瓦平房差不多；在外围结构上则出现了承重直立的构筑体，也就是墙壁。构架、墙体和斜坡的屋顶，成为后来我国建筑的基本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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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遗址保存的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带有榫卯的木构件很多。其榫卯大致可分为：柱头和柱脚榫卯、平身柱与梁枋交接榫卯、转角柱榫卯、受拉杆件（联系梁）带梢钉孔的榫卯、栏杆榫卯、企口板等六种。这时的木构建筑还处在榫卯和扎结相结合的阶段，而且一般多是垂直相交的榫卯。远在六七千年前能有这样的木构技术，说明建筑技术已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在当时使用石制工具的情况下，加工制作如此规整的榫卯构件，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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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建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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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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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产品不断增多，交换也开始发生，产生了对运输工具的需求，导致了交通工具的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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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先民在运输生产品以及木、石等建筑材料过程中，逐步创造出滚木、轮子、轮轴，最后出现了车这种陆上交通工具。最原始的车轮是没有轮辐的一块圆木，汉、唐时代著作中称它为“辁”。《左传》中说薛部落最善于造车，出身于薛的奚仲曾做过夏王朝的“车正”（车辆总管）。汉代陆贾的《新语》中还说奚仲“桡曲为轮，因直为辕”，创造了有辐的车轮。由辁发展到轮，使车辆的行走部件发生了一次大变革，为殷代的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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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人们从落叶和树干能在水中飘浮得到启发，用石斧将圆木的一面刳成凹形，从而相对地增加了稳定性，并且增加了运载量，这就导致了独木舟的产生。把许多树干捆绑编成一排，这样制成的木排也能获得同样的效果。因地制宜，产竹的地区就有了竹排。《易·系辞》有“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的传说。河姆渡和杭州水田畈、钱山漾遗址中都发现有木桨，前者距今七千年左右，后二者则为五千年前左右之实物，形制与后世的木桨很相似。这是最早的船舶推进工具。船只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水上交通和运输的发展，而且使人们的渔捞活动范围也得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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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钱山漾遗址出土的木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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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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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然科学知识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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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是人们关于自然现象和规律的知识。它主要来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当生产实践的感性认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经过飞跃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才成为科学。这在原始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原始社会阶段，科学只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产技术之中。工具的制造、火的使用、采集和渔猎、畜牧和农业以及生活日用品的制造等，无一不是科学知识萌发的土壤。同时，它们自身又在积累了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发展。由于原始社会时期的科学知识直接依人们生产活动的性质和生产经验为转移，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原始宗教、神话又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它虽然具有丰富的内容，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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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知识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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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我们的祖先在以采集和渔猎为生的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对寒来暑往的变化、月亮的圆缺、动物活动的规律、植物生长和成熟的时间，逐渐有了一定的认识。新石器时代，社会经济逐渐进入以农牧生产为主的阶段，人们更加需要掌握季节，以便不误农时。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知识就是在生产实践的迫切需要中产生出来的。根据考古学和古文献资料，确切可知新石器时代中期，我们祖先已开始观测天象，并用以定方位、定时间、定季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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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的确定，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人们很早就使用了一定的方法。裴李岗、半坡及其他许多文化遗址中，房屋都有一定方向；在氏族墓地上，墓穴和人骨架的头部也都朝着一定的方向，或朝南，或向西北。江苏邳县大墩子墓地堆积有五层墓葬，晚期的重叠在早期的之上，但方向仍然大体一致。【28】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确定方位的方法。最早大概很简单地以日出处为东，日没处为西。进一步的观测使人们发现，一年内日出与日没处因时间而异，且有较大的变化，但每天日影最短时太阳的方位则是不变的，于是就把这时太阳的方位作为定南北方向的依据。其后则有观测一天内太阳的出没方向，先定出东西，再定出南北方向的方法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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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牧业发生的初期，人们是根据物候现象来掌握农牧的时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若干处于原始社会状态的少数民族，就是根据物候来安排农活的，如云南省的拉祜族以蒿子花开作为翻地时间的标志。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农时的准确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发现天象的周期变化与物候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于是对天象的观测与研究渐为人们所重视，这就推进了天文学知识的发展。我们的祖先最早大约很重视对红色亮星“大火”（心宿二）的观测。传说早在颛顼时代就有了“火正”的官，专门负责观测“大火”并根据其出没来指导农业生产。后来曾有一段时间，由于氏族混战，观测中止，结果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到帝尧时设立羲和之官，恢复了火正的职责，因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29】据推算，约在公元前2400年，黄昏在东方地平线见到“大火”时，正是春分前后，即正是春播的时节，所以关于“火正”的传说当是可信的。像这样以观测天象来确定四时季节的方法叫“观象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