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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的情况如晴天、下雨、刮风、降雪等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十分密切。人们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观察，但有文字记载的材料是从甲骨卜辞开始的。商代人们对于风雨、阴晴、霾雪、虹霞等天气变化十分关注，关于天晴或天雨的甲骨卜辞比比皆是，甚至保留有连续十天的气象记录。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气象记录之一，也是我国后世传统气象记录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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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辞中不但有风的记载，并且已根据风力的强弱分为“小风”、“大风”、“大掫风”（骤风）和“大”（狂风）。这可以说是对风力进行分级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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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雨，已从量的方面有所区分，如“大雨”、“小雨”和“多雨”、“无雨”之类。卜辞中关于雨的记载最多，因为降水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对风和云同降雨雪的关系，人们已经通过不断地观察产生了比较科学的认识。“上天同（彤）云，雨雪雰雰”【34】，是说天上“同云”密布，就要下大雪。“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即说东风容易带来雨水。早晨天空出现的云霞，也被人们利用来预测天气了。甲骨卜辞中有看到虹霞出现以卜晴雨的记载。周代劳动人民已总结出“朝隮于西，崇（终）朝其雨”【35】的经验性规律，意思是说，早晨太阳东升时，西方看见有虹，不久就要下雨。人们把观察到的经验知识编成了诗歌，后世的气象谚语就是由此发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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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壳不是静止不变的思想在我国起源也很早。“地道变盈而流谦”【36】，意思是说地表的起伏形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地区高山会逐渐降低，低地会逐渐升高。实际情况也确是如此。河流的侵蚀和沉积作用正是这样不断地改变着地表形状。“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37】这可能是周幽王二年发生大地震时的写照。《史记·周本纪》上说，这一年“周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我国是多地震的国家，自古以来，对于地震就很重视，有关地震的记载很多，强烈地震，特别是山区，必然会因山崩等使山陵川谷发生变化，所以地形是变化的思想很容易形成，并为人们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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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经》里，不同地形有不同的名称，如“山”、“岗”、“丘”“陵”、“原”、“隰”、“洲”、“渚”等。对于山，还注意植被覆盖情况，把山上有草木的称为“屺”，没有草木的称为“岵”。对于丘，又根据形状不同而有多种名称，如“宛丘”（四周高，中央低）、“顿丘”（单独的一个丘）、“阿丘”（偏高的丘）等。这说明当时对于地形已经有了比较细致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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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图知识，有这样的传说：夏禹铸造过九个鼎，鼎上各有不同地区的山川、草木和禽兽图，而且九鼎一直传到秦代才被销毀。这一传说虽不是确凿的史实，但我国在四千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就绘有表示山川等内容的地图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地理知识的表达最早可能是用图而不是用文字。民族学材料证明，世界上一些还停留在原始阶段的民族，人们能很快地画出路线图一类的图形来，只是古老的原始地图很难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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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和人们来往的扩大，地理知识较之原始社会时期和夏代大大丰富了。仅卜辞中所记载的地名就在五百以上。卜辞中还屡屡出现“东土”、“东鄙”、“西土”、“西鄙”、“北土”、“南土”、“南邦方”等记载。武丁时卜辞所记征服的方国甚多，有“土方”、“邛方”、“鬼方”，“羌方”、“尸方”等二十九个。有的卜辞还记载了入侵的方向。可见商王朝对直接统治的地区及周围其他民族活动地区的地理方位已有明确概念，若以之绘成简单的地图，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尚书·洛诰》和《诗经·周颂》的《般》篇中明确讲到了地图。《洛诰》所说的内容大意是：周成王为了加强管制已被征服但还不很服顺的商奴隶主，准备专门修建一座城池把他们集中起来。在选择城址时，成王先派召公到河南洛河一带考察，然后又叫周公去定城址，负责修建。周公占卜之后，决定在洛河支流的涧水之东，瀍水之西的地方，以及在瀍水之东的地方各建一座城，前者称王城，起统治监视的作用。后者叫成周，便是集中商奴隶主贵族而居的地方。周公把占卜的情况和图献给了成王。以上记载中虽然对“图”没有作更多的文字说明，但可以推测，当时图的内容至少绘有涧水和瀍水以及所建城邑的位置，不然文中“图”字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周颂》中说周武王定天下后巡视四方，是依据绘有山川的图顺序祭祀高山大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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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讲到的地图，时间都在三千年前的周初。从地图上可以知道山川、城邑的位置，说明当时的地图已有一定规格要求，至少能够表示出地物的大致方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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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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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初期的医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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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和医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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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社会初期的医药知识，可能仍处于巫和医不分的原始阶段。到了商代中叶，已经有了初步发展。甲骨卜辞中关于疾病记载的资料有近五百条之多。这些卜辞虽是奴隶主贵族们得了疾病，占卜疾病能否治好的迷信活动，不过从中也可看出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医药卫生的水平。据研究，殷墟甲骨文中涉及的疾病有头、眼、耳、口、牙、喉、腹、鼻、足、趾、产等十多种部位，称作“疾首”、“疾口”、“疾目”、“疾耳”、“疾齿”“疾身”、“疾足”等。至于病名，见于卜辞中的有外感头痛的“风疾”，武丁曾患“瘖疾”（喉病），还知道有传染性的疟疾。关于疾病的起因，从卜辞看，总结起来有四个方面：一是天帝、祖先所降，二是鬼神祟祸，三是妖邪之蛊，四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治疗疾病的方法，或是由“巫”进行祭祀祝祷等迷信活动，以祈疾病痊愈，或是用药物治疗。巫除主持占卜和祭祀仪式，以便和人们幻想中的神灵世界进行某种联系之外，还兼给人们治病。就是说，在商代医和巫，治疗和迷信活动，科学与反科学经常混合在一起不能分开。巫也掌握一些药物知识，使用药物治病。《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说：有巫咸和巫彭等十巫，由于他们可以和“大荒山”上的神灵相通，所以“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也说：“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巫彭、巫咸的名字屡见于卜辞，可能是真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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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的医药知识比商代又有进步。首先表现在医和巫已分开了。《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职官中，而“医师”则属“天官冢宰”管辖，官职分类中已属不同系统了。根据《周礼》记载，当时医又分为“食医”（为王室管理饮食卫生，相当于营养医）、“疾医”（相当于内科医生），“疡医”（相当于外科和伤科医生）、“兽医”（专门治疗牲畜疾病）。还建立了一套医政组织和医疗考核制度。“医师”总管医药行政，并在年终考核医生们的医疗成绩，来定他们的级别和俸禄。考核优劣的标准是“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已开始重视病历记录和报告。“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知道对病人分别处理，并建立了记录治疗经过的病历，对于死者还要求作出死亡原因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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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医生的出现与医事制度的建立，为医药经验的积累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周礼》中有“肖首疾”、“疟寒疾”、“嗽上疾”等四季多发病的记载，说明已初步了解某些疾病与季节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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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与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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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代的医药知识，应提到汤液的使用。汤液是中药的重要剂型之一。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文中说：“伊尹……为汤液。”伊尹是辅佐商汤建立商朝的著名人物。他出身于家庭奴隶，是司厨有莘氏的养子。把汤药的开始采用，完全归之于某个人物的创造，显然是错误的，但由食物的烹调而逐渐认识某些动植物经煎熬后的汤液在医疗方面的效用，则似应为必经之路。“伊尹为汤液”的传说，还说明了汤液这个剂型的采用是很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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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晚期遗址中曾发现植物种子三十余枚，经鉴定均为药用的桃仁和郁李仁。《神农本草经》中说，桃仁可以“主治淤血、血闭、症瘕、邪气杀小虫”，郁李仁“酸平无毒，治大腹水肿，面目四肢水肿，利小便水道”。桃仁和郁李仁都含有苦杏仁甙，能润燥通便和破淤血，炒熟也可以食用。很可能就是人们在食用过程中，发现了多吃会中毒，而少吃则可以治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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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又进一步积累了不少用药的经验。《诗经》中记载的植物有五十多种，其中不少是可作为药物用的。《山海经》中不但记载有植物、动物、矿物药一百多种，并且在使用方法上分为口服、沐浴、佩带、涂抹等几种。《尚书·说命》说：“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意思是说，如口服药后不发生较强烈的反应，就不能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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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工具与卫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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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工具由于青铜的广泛使用而有了改进和发展，这时人们可能在使用砭石的基础上使用金属的刀和针了。《内经》中说，古代有“九针”：镵针、圆针、针、锋针、铍针、圆利针、毫针、长针、大针。金属针的出现是针灸术得到较大发展的重要标志。石制医疗工具仍有使用的，台西村14号墓出土一件装在漆盒中的石镰，即当时的医疗器具砭镰。砭镰是砭石中形似镰刀的一种。开始可能是把生产工具中的石镰借用于医疗手术，利用锋利的刃口切割肿疡和放血等。以后砭镰由石器发展为金属制成的多种镰状医疗工具。历代医疗文献中把它称之为“刀镰”、“镰”或“针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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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砭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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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保健知识在这个时期有显著提高。个人卫生方面，甲骨文中有“沐”和“浴”字，说明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澡等习惯。殷墟曾有壶、盂、勺、盘等全套盥洗用具出土。环境卫生方面，人们已知道凿井而饮，殷墟遗址住宅附近有排除积水的水沟。周代人们又进一步知道通过除害来改善环境卫生，《诗经》等书中记有不少除虫灭鼠的方法，如抹墙、堵洞、用药熏、洒蜃灰、按时扫房等。《左传》还有“国人逐瘛狗”以防狂犬病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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