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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无数医家的临床实践和不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在战国晚期出现了一部内容丰富的医学理论著作——《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它既非记述一时之言，又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一个时代医学进展的总结性巨著。《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十八卷，一百六十二篇。它以论述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基础理论为重点，兼述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多方面的内容，为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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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的导引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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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认为人体器官各有不同的功能，它们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认为人体某部分发生病变，可以影响到整个身体或其他器官，而全身的状况又可以影响到局部的病理变化。《内经》又把人体放在一定的外界环境中进行考察与研究，在论及医学的几乎所有基本问题时，处处结合四时季节变化、地理水土、社会生活、思想情绪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人体与外界环境相互感应的观点。这些整体观念是《内经》，也是中国传统医学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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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腑、经络学说是中医的基本理论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研究人身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内经》对此作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述。它是从临床实践中观察得来的。如对脏腑功能的叙述时提到饮食经过胃和消化系统的吸收，其中水谷精微之气，散之于肝，精气的浓浊部分，上至于心。而“心主身之血脉”，“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内溉五脏，外濡腠理”。这是关于血液循环概念的早期描述。经络是人体运行气血的道路，其干线叫经，分支叫络。它把人体结成一个表里上下、脏腑器官相联系沟通的统一整体。脏腑发生的种种变化，往往通过经络反映到肤表腧穴上来；反过来，针灸有关腧穴，可以通过经络的传递治愈或缓和、控制脏腑的变化。这就为诊断和治疗提供了理论的说明。这一学说两千多年来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成为中医体系中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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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应用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医对生理、病理、疾病的发生发展、临床诊断和治疗等基本问题的看法，形成自成体系的学说。它运用阴阳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消长变化的朴素的矛盾发展观点，指出人体必须保持阴阳的相对平衡，即必须“和于阴阳，调于四时”才不致生病；主张人要积极地“提挈天地，把握阴阳”，以此作为处理医学中各种问题的总纲。它提出了“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等原则。它应用五行的生、克、乘、侮等学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肌体各腑脏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既相生又相克的关系，提出了所谓“母病及子”、“子病累母”等疾病传变关系和“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等治疗准则，都是五行说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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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阴阳五行学说直接应用于医疗实践，形成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是中医学成为我国古代科学中最完善的学科之一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由于阴阳五行说毕竟是思辨性的早期哲学思想，故它在医学中的应用不能不带有经验描述的性质和历史的局限性。特别是在近现代医学和生物学兴起之后，如何吸取新的科学营养，发展中医学的理论，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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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的防治思想、病因说及解剖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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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强调以防病为主的医疗思想。主张“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要人们主动地防御自然界致病因素的侵袭，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即在未病之前先采取预防措施。而当得病后，《内经》提出要防止病变的传变，提倡疾病的早期治疗，“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至于如何治病，《内经》精辟地分析了“治病必求于本”的道理，以及临床上如何掌握治本、治标的问题。至于具体治疗，则运用了内服（包括药物和饮食治疗）、外治、针灸、按摩、导引等多种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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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病因，《内经》指出引起疾病的外来因素是邪气（邪是不正常的意思），主要指存在于自然界的反常的风、寒、暑、湿、燥、火，还有饮食不节、劳倦过度以及情绪不正常等等。在一般情况下，人体的正气旺盛，邪气不容易伤害人体，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即只有当人体的正气相对虚弱，外因才通过内因起作用引起疾病。它还指出有时邪气潜入身体，当时没有发病，后来由于某种诱因，突然发病，因为“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其实并不是鬼神造成的。它更明确指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即凡是笃信鬼神的人，不可以同他们讲医药治病的道理，这些都是对鬼神致病论的有力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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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剖方面，《内经》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书中所记载的人体骨骼、血脉的长度、内脏器官的大小、容量等，尽管不完全正确，但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它采取分段累计的方法，度量了从唇经咽以下到直肠、肛门的整个消化道的长度，数据和近代解剖学统计基本一致。这一实践加深了人们对人体结构、功能及其联系的了解，为医学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客观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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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医学史上，《内经》占据有重要的地位，它初步建立了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一直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历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家和不少有创见的学派，为祖国医学增添了新内容，但就其学术思想的继承性来讲，主要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研究和学习《内经》的理论，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仍有着重要的意义。《内经》作为一部科学名著，早已引起了国外医学家和科学史家的重视，它的部分内容，已相继译成日、英、德、法等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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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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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诸子百家的自然观和学术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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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潮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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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思想领域中，对维护和巩固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天命观提出了公开的挑战。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不断揭示着天命观的虚伪性，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不断提供新的证据；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或多或少地从天命观的迷雾中摆脱出来，多少揭开了天命观强加给自然界的神秘面纱，从而提高了研究、探讨自然界各种问题的兴趣与积极性，给自然科学的发展以有力的思想武装与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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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奴隶制的没落，旧思想崩溃，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纷纷探索新的问题，适应社会变革需要的新学术、新思想纷纷涌现，成为一股历史潮流。因而，连思想比较保守的、以孔丘（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孟轲（公元前389年—前305年）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于天命观和有无鬼神等问题也不能不闪烁其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周时期曾占统治地位的天命观的动摇与衰落。在天文学的进步面前，孟轲也曾正确地指出“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54】。这就是说，天和星辰虽然高远得很，但却有一定的规律性可循，只要人们加以研究，千年间冬至的日期是可以预知的。这表述了人们对太阳运动长期观测、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认识客观世界自信心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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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诸子中，荀况（公元前298年—前238年）是先进思想的杰出代表。在著名的《荀子·天论》中，荀况阐发了自然界没有意志，而且是按一定的规律性运动的反天命思想。他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党通傥，偶然的意思）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的现象，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的结果。对于万物的生长变化，荀况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55】这些都是力图从自然界本身的矛盾运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宝贵尝试。从这些观念出发，荀况进一步提出了“大天而思之，孰与畜物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56】的积极主张，即他认为人们是可以能动地了解自然变化的规律并加以利用。他的这些认识和主张，反映了人们在自然科学取得一定进展的情况下，进一步探索并利用自然界客观规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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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反对各种鬼神迷信的斗争，也随着科学的进展而获得新的动力。荀况在《荀子·非相》篇中对当时流行的相面之术进行了批判。韩非在《韩非子·显学》等篇中对当时出现不久的“长生不老术”持批判的态度，对巫祝迷信更作了辛辣的嘲弄。在《韩非子·五蠹》篇中，韩非对古代人类发展阶段，作了具有朴素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叙述，是对人类自然发展历史的可贵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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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潮的鼓动下，这时人们对宇宙万物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而由于先秦诸子思想倾向的不同，对同一问题往往有着各自不同的答案，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这对于加深人们对自己周围世界的认识，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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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为什么不坠不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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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天地之所以不坠不陷的问题，在战国时期曾引起了广泛热烈的争论。显然，由四只鳖足撑着天、海龟驮着地的神话传说这时已无法令人相信。人们试图从物质世界本身的原因去寻求答案的努力层出不穷。据《庄子·天下》篇记载，公元前318年，惠施（约公元前370年—前310年）为魏使楚时，“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这生动地反映了七国称雄的局面也不能阻挡各国士人对这些问题的共同关心和彼此辩难。虽然惠施的“万物说”没有留传下来，我们还是可以从先秦文献中看到关于这类问题的种种看法，它大致可归结为如下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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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浮说。《管子·地数》认为“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即认为地是一个长方形的有限实体，这比地深无穷的说法要科学得多。它一半没入水中，一半露出水面，载水而浮，于是不陷。这是当时人们受地理知识的局限而提出的直观朴素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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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举说。在《素问·五运行大论》中，记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帝曰：冯乎（冯，憑之假借，意为靠什么才不陷呢？）岐伯曰：大气举之。”它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认为地只是广漠的太虚中的一物，其四周皆为太虚，由于人居地上，只能说地在人之下，但不能说地在太虚之下；二是说地依靠大气的举力而悬处太虚之中。此中第一点是关于地在太空间位置的论述；第二点虽然不符合实际，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大胆的直观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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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说。《管子·侈靡》指出：“天地不可留，故动，化故从新，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这是说由于天地都处在不停顿的运动中，就使得天不致崩塌。即把运动本身作为维系天地不坠不陷的直接原因。庄周（公元前369年—前286年）则前进了一步，他提出了引起这一运动的动力问题，他问道：“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57】即天是动的吗？地是静的吗？太阳和月亮是交替着升落的吗？是谁主宰着它们？是谁控制着它们？是谁没有事来推动它们？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猜测：大概是因为存在有某种机制使它们不得不如此！大概是因为它们的运动无法自行停止！庄周提出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虽然他的回答只是思辨性的，但显然是极为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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