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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汉武帝时期兴修了许多大型的水利工程。两汉时期重要的水利工程大多是在这时修建的，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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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光年间（公元前134—前129年），汉武帝采纳了郑当时的意见，下令引渭水从长安向东开渠直通黄河，渠长三百余里，既节省了漕运粮食的时间（原来从潼关漕运粮食到长安，是沿渭水上溯，所需时间约为沿渠漕运的两倍），又可灌溉民田万余顷。这条工程技术要求较高的漕渠渠道线路是由水工徐伯选定的。渠道开凿的成功，表明在复杂的地形中选线及测量技术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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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关中地区水利工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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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不久，汉武帝又发卒万人，开凿了一条引洛河水灌溉重泉（今陕西蒲城县东南四十里）的一条大型渠道——龙首渠。渠成以后使万余顷盐碱地得到灌溉。渠道必须经过商颜山（今铁镰山），施工时为避免沿山脚明挖河渠发生的塌方现象，劳动人民发明了开凿竖井，令“井下相通行水”【14】的“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一隧洞施工的技术是一项创举。由于井渠可以减少渠水的蒸发，井渠法很快就推广到甘肃、新疆一带水分容易蒸发的干旱地区。至今在新疆农业生产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坎儿井，就是用的井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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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开凿六辅渠，以灌溉郑国渠灌溉不到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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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堵塞了二十余年前黄河在瓠子口（今河南濮阳西南）的决口，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黄淮之间大片洪泛地区恢复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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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汉武帝在位的后二十余年中，水利工程的兴建更是有增无已。其中最著名的是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在赵中大夫白公的提议下，开凿了一条引泾水东南流（入渭水），长约二百里，能浇地四万五千多顷的白渠。劳动人民“举为云，引渠为雨”，引渠水“且灌且粪，长我禾黍”【15】，使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据《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等记载，这时大型的水利灌溉工程还有关中地区的灵轵渠、成国渠和渠；河南汝南地区和安徽寿县地区引淮水及山东西部地区引汶水开凿的渠道，灌溉面积均在万顷以上。此外，在今内蒙古、甘肃和山西引黄河和汾水灌溉农田，使黄河流域水浇面积空前发展。其中在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在秦代修建的水利设施的基础上，使这一地区河渠纵横，田畴苍翠。至于各地兴修的小型渠道和在山区兴建的蓄水陂塘，更是不可胜言。东南沿海地区防范海潮侵袭、修筑海塘的工程也已兴建。总之，在汉武帝时期修建的水利工程，盛极一时，为后世农田水利事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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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龙首渠井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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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前期，大抵在原有水利工程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修复与扩建的工作，水利事业一度又呈活跃的局面。如公元42年修复河南汝南的鸿郤陂，公元83年修复荒废已久的著名水利工程芍陂等等。公元69年，王景领导数十万民工，治理黄河，修复汴渠的工程，实为水利工程史上的一大盛事。这项工程包括修筑自河南荥阳到山东千乘（今山东高清县北）一千多里的黄河大堤，对于汴渠则开凿山阜，截弯取直，疏濬河道，修固堤防，兴建水门。经过一年的奋战，完成了全部工程。此后，黄河在大约八百年内没有发生大规模决溢改道，这次在中下游进行比较彻底的治理当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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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产工具、兵器的铁器化和冶铁术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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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具和兵器铁器化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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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铁器和冶铁术在包括边远的广大地区，得到了使用和传播。考古发现表明，西汉初年铁农具和工具已经普遍取代了铜、骨、石、木器；在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炒钢技术的发明，锻铁工具增多，铁兵器也逐步占了主要的地位；到东汉时期，主要兵器已全部为钢铁所制，从而完成了生产工具和兵器的铁器化进程。西汉中期以前出土的铁器种类较战国时期有所增加，其突出的特点还在于形制进一步成熟，并有加宽加大的趋势。这同西汉前期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恢复与提高的总趋势是相一致的。西汉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土铁器的种类急剧地增加，如灯、釜、炉、锁、剪、镊、火钳以及齿轮、车轴等机械零件等都涌现出来，东汉时期更是如此。铁农具发展的状况，也大体与此相似。这说明在西汉中期以后，钢铁生产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有了重大的发展。这同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国防的需要以及冶铁术的进步有密切的关系。汉武帝于公元前119年采取的由国家经营统一冶铁业的政策，使人力、物力和财力比较集中统一，生产技术还可以较快地在较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和交流，对钢铁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官营有时也造成为追求数量而粗制滥造等弊病，这是其消极的一面。其时所设49处铁官，分布在今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江苏、湖南、四川、河北、辽宁、甘肃等省，成为钢铁生产的基地。到汉元帝时，“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16】。这是冶铁采矿业规模之大的一个说明。再从已发掘的冶铁遗址看，每一铁官下属的作坊，或以冶铁为主，或以铸造为主，或冶铸兼备，作坊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甚至数十万平方米，有的拥有炼炉十余座，表明了冶铁业的空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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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铁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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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冶铁术的进步，首先表现在采冶程序及工艺的完善化，以及炼炉、鼓风技术、耐火材料、熔剂等方面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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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西汉中、晚期的河南巩县铁生沟冶铁遗址，从开矿、冶炼到制出，整套成品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冶铁作坊临近原料产地，矿石经砸击、筛选得到大小均匀的矿块，再交付使用。已发现各式冶炼炉有18座，熔炉l座，还有配料池（可能是为配制熔剂而设）、铸造坑、淬火坑、藏铁坑等，这些遗迹表明，冶炼工序已包括有选矿、配料、入炉、熔炼、出铁等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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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生沟遗址炼炉的形状因用途不同而异，计有如下几类：块炼铁炼炉（3座），并列成排的排炉（5座，各炉的烟囱互相贯通，抽气力大，使炉内火力旺盛，温度增高），长方形炼炉（2座），造型庞大的圆形炉（6座，炉身直径在1.3～1.8米之间）和低温炒钢炉（1座）等。这是炼炉多样化的很好说明。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现有椭圆形炼炉2座，炉底面积8.4平方米，容积估计为40～50立方米。炉前有带结瘤的炉底积铁，重约二十吨以上的有三块，这是当时炼炉增大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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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炉的炉型扩大，与鼓风技术的改进是密切联系的。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有一方是描写冶铁劳动过程的，上有鼓风的图像，其中鼓风大皮囊上排列有四根吊杆，右方下部是个风管。铁生沟、古荥镇、河南南阳瓦房庄和河南鹤壁市的冶铁遗址，均有鼓风风管出土。其中古荥镇和瓦房庄发掘出的弯头朝下的陶胎风管下侧泥层已经烧琉，经实验测定，泥层烧琉温度为1250～1280℃。就鼓风动力而言，从人力鼓风发展到畜力鼓风，如“马排”、“牛排”等，接着更有利用水力鼓风——“水排”的创造，它是冶铁劳动者的出色发明。据记载，东汉初年，南阳太守杜诗就使用水排于鼓铸，结果“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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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山东滕县宏道院东汉画像石上的治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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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生沟遗址，我们还可看到当时耐火材料使用的进展。该遗址的炼炉多作半地穴式，上部用耐火砖垒砌，并在炉壁抹以耐火拌草泥，有的炉底还垫有耐火土。耐火砖系由耐火黏土制成，其中掺有石英石和绿色岩石。其种类多样，用于不同的炼炉与炼炉的不同部位。这说明人们已经掌握了多种耐火材料的配制和使用的知识。铁生沟遗址中发现有石灰石，兼之对熔渣的化验发现含有41.93％的氧化钙和3.22％的氧化镁，这是当时冶铁已使用了碱性熔剂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