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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地图同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比较量算，可以发现，地形图除南部（该图上为南，下为北）一带没有注记的部分外，其余大都合乎十八万分之一的比例；驻军图的比例尺大些，为八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左右。地形图所示的湘江上游第一大支流潇水流域、南岭、九嶷山及其附近地区的精度相当高。深水（即今潇水）及其支流的水道情况，大部分接近于今地图；居民点各县城，如营浦（今湖南道县）、舂陵（今湖南新田县）、道（今湖南宁远县）、南平（今湖南蓝山县）等位置也比较准确；对于山脉逶迤，峰峦起伏的九嶷山和南北走向的都庞岭等的表示相当出色。这些情况表明，地图的绘制必定是以相当科学的测绘方法为基础的，不经实地勘察，没有必要的实测数据、计算方法和一定的制图原则，要达到这样高的精度是不可想象的。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两远方地物间的距离、方位均不能直接量取，这就必须求助于间接的方法，以保证两地物相对位置的准确性。如就距离而言，就要求对具体地段各临近地物间的距离、方位、高下等要素作实地的测量和计算，进而求出两远方地物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再依据一定的比例尺画在图上。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谈到汉代测算“高、深、广、远”的技术已相当发展，所以这一间接测量法是可能施用的。既然地形图的精度相当高，大概正是使用了这种方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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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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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图长宽各96厘米，图上主要内容有山脉、河流、居民点和道路等，已经包括了现代地形图的基本要素。图中已经有了统一的图例：地形图的居民点采用两种符号，县治用方框表示，乡、里用圆圈表示，注记写在方框和圆圈内。水道用上游细、下游逐渐变粗的曲线表示，注记有一定的位置，其中深水和冷水还注明了水源。用闭合曲线表示山脉的轮廓和延伸方向，在闭合曲线内还附加晕线，使山脉十分醒目。对九嶷山的表示更有独创之处，除用较粗的闭合曲线勾出山体外，又用细线画成鱼鳞状层层重叠，表示峰峦起伏的特征，颇像现代的等高线画法。主要山峰用柱状符号表示，而且高度不同。地形图中的道路用细线表示，不加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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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军图长98厘米，宽78厘米，其范围仅仅是地形图的东南部地区。因为是军事守备图，内容除山脉、河流、居民点和道路外，还标明了驻军的布防、防区界线和指挥城堡等，反映了汉初长沙诸侯国军队守备作战的兵力部署情况。与地形图比较，其不同之处还有：河流、湖泊用田青色；军事重地用黑底套红勾框；居民点用红圈或黑圈，有的旁注户数；军队行动的道路用红色虚线。因此它还是一幅彩绘地图。驻军图不如地形图的地方是山脉的表示方法较为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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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些图的清绘技术也是相当熟练的，例如河流粗细变化均匀，河口处没有通常容易绘错的倒流现象。地形图中道路的画法几乎是一笔绘成，看不出有换笔的接头，描绘居民点圆形符号的圆度都很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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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驻军图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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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说明汉初地图的绘图技术也是相当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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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邑图是一个县城的平面图，绘有城垣和房屋等，是汉初又一类型的地图，是后世得到发展的城市平面图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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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既是人们地理知识的形象而准确的记录，又是测量、计算和绘制等项技术进步的综合产物。出土的这三幅古地图，反映了秦汉时期在这些方面取得的综合性成就，为我国和世界地图学史增添了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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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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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用“地理”命名的地学著作。在这之前，“地理”一词的含义是指地表的形态而言，并且“地理”与“天文”二者常被放在一定的关系上相提并论。如《周易·繫辞》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淮南子·泰族训》写道：“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这里不但指出了地理是研究大地的陵陆、水泽等的情况，而且进一步说明了研究地理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因地制宜地从事生产，以解决穿衣吃饭问题。《山经》和《禹贡》等著作描述了一定地区的山川、物产等的分布情况，它们虽不以“地理”命名，但却是我国最古老的地理著作。自《汉书·地理志》出现之后，我国地理学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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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32—92）著的《汉书·地理志》虽由三部分组成，但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是转录前人的作品，可以不论；第二部分才是班固的创作，这部分以记述疆域政区的建置为主，为地理学著述开创了一种新的体制，即疆域地理志。作者根据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建置，以疆域政区为纲，依次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的1587个县（道、邑、侯国）的建置沿革。在郡（国）项下，都记有户口，部分郡（国）还附记某些重要的自然和经济情况；在县（道、邑、侯国）项下，则根据地区特点，分别选择有关山、川、水利、特产、官营工矿，著名的关塞、祠庙、古迹等情况，以极简洁的文字记载下来。全书记录了周秦以来许多宝贵的地理资料，如在上郡高奴县下记“有洧水，可燃”，这是最早的关于石油资源的记载；在西河郡鸿门县下记“有天封苑火井祠，火从地出也”，这里所记的火井，就是天然气。据统计，它载有盐官共36处，铁官共48处，反映了当时盐、铁产地分布的情况；所记水道和陂、泽、湖、池等，合计三百多；记水道，都在发源地所在的县下说明它的发源和流向，较大的河流还记所纳支流和经行里数，这为了解古今水道的改变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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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成都青矼坡出土东汉画像砖火井煮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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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书·地理志》的影响下，后世以论述疆域政区建置沿革为主的著作不断涌现。例如二十四部“正史”中，有地理志的有十六部，它们都是以《汉书·地理志》为典范写成的。自唐代以后编修的历代地理总志，如《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和元、明、清的《一统志》等，都与《汉书·地理志》同为疆域地理志性质的著作。宋代以来，大量增加的地方志如各府志、州志和县志等，也无不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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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的写作，是在封建国家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形势下出现的，并为封建统治者所欢迎和需要。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汉书·地理志》对于我国的地理学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一方面，它开辟了一门沿革地理研究的领域，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它的影响下，地理学的研究忽视了对于山川本身的地貌形态与发展规律的探索。后来，地理学著作更多地涉及历史学方面的内容，也与《汉书·地理志》为地理著作所建立的体制有一定关系。由于历代编修的疆域政区地理志是我国古代地理著述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具有传统特色。如果这种传统可以称之为体系的话，那么古代地理学体系的形成是从《汉书·地理志》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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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疆域的扩大和对外贸易的开展，这一时期，人们关于经济地理和我国边远兄弟民族地区的地理知识以及关于域外地理的知识，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公元前145年—？）有着广泛的旅行考察的经历，在其《货殖列传》中，他以敏锐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对当时全国经济地理状况作了生动概括的描述。司马迁既论述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又论述了各地区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异同及其同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了人的活动对于发展经济的能动作用，这些都是关于经济地理学的宝贵知识和思想。司马迁在匈奴、西南夷、东越、南越、朝鲜、大宛等列传中，还记录了关于我国边远地区及国外的地理知识，从而大大扩展了人们的地理视野。这一点在本章第十一节中我们还要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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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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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于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秦汉时期在气象知识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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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我国自古对降水情况十分重视，早在秦汉时期，政府就规定要上报作物生长时期的雨泽。秦代因而把它作为一项法令，如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秦墓竹简中有关农业生产的律文规定“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29】。汉代也要求“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30】，即在整个农作物生长期间，各地都要向中央上报降雨情况。这时既然能报雨泽多少，则必有计量单位，但是否已经使用了雨量器，还不很清楚。宋代秦九韶著《数书九章》中有“天池测雨”、“竹器验雪”等计算题，即以各种形状不同的容器中所积雨雪，计算出平地的雨雪量。从算题的内容来看，宋代可能还没有标准雨量器。“天池”是为了防火用的积雨容器，各州郡都有，形状尚无一定标准，可以说是我国雨量器的前身。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曾令全国各州县上报雨量，当时各县以至朝鲜都颁发了雨量器。据记载，明代雨量器圆径七寸，高一尺五寸。【31】清康熙和乾隆时期，也颁发过雨量器。至今在朝鲜的大丘、仁川等地还保存有乾隆庚寅年（1770年）颁发的雨量器，均为黄铜制，刻有标尺，计高l尺，广8寸。这是世界现存最早的雨量器。欧洲直到1639年才用容器收集雨水进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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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已用多种风信器观测风向。最简单的一种叫做“伣”，殷墟卜辞已有“伣”字，它可能是一种在长杆上系以帛条或鸟羽而成的简单示风器。《淮南子·齐俗》记载：“伣之见风，无须臾之间定矣。”就是说“伣”在风的作用下，没有一刻是平静的。《后汉书·张衡传》说：阳嘉元年（132年）张衡“造候风地动仪”。“候风”和“地动”应是不同的两种仪器，可惜作者对候风仪未加介绍。在后汉或魏晋人所著《三辅黄图》中有两处提到候风仪，一处记台榭时说：“郭延生《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另一处记建章宫时说：“建章宫南有玉堂，……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这两种候风仪都是铜制的，一作乌状，一作凤形，都能随风转动，以示风向。唐代李淳风著《乙巳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两种风信器，或者有助于对《淮南子》中所说的“伣”和《三辅黄图》中所说的“相风铜乌”的了解。《乙巳占·候风法》记载：“凡候风者，必于高迥平原，立五丈长竿，以鸡羽八两为葆，属于竿上，以候风。”这种候风羽葆可能就是《淮南子》中所说的“伣”。又记“亦可于竿首作盘，盘上作木乌三足，两足连上，而升立一足系羽下而内转，风来乌转”。汉代的相风铜乌与唐代的相风木乌在构造上可能基本相同。李淳风进一步解释道：“羽必用鸡，取其属巽，巽者号令之象，鸡有知时之效，羽重八两，以仿八风，竿长五丈，以仿五音。乌象日中之精，故巢居而知风，乌为先首。”对于风速的观测，汉代的《京房风角》是以“风来处远近”而论风的急缓。《乙巳占·占凤远近法》认为风力大“其来远”，风力小“其发近”，并已主要根据树木受风的影响而带来的变化和损坏程度把风力分为八级：（1）动叶，（2）鸣条，（3）摇枝，（4）堕叶，（5）折小枝，（6）折大枝，（7）折木、飞沙石，（8）拔大树及根。至于风向，在战国和汉代著作中常见八方风名。而由八个天干、十二地支和四个卦名组成的二十四个方向在汉代已经出现，《乙巳占》中的占风图，亦列有二十四个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