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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成都青矼坡出土东汉画像砖火井煮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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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书·地理志》的影响下，后世以论述疆域政区建置沿革为主的著作不断涌现。例如二十四部“正史”中，有地理志的有十六部，它们都是以《汉书·地理志》为典范写成的。自唐代以后编修的历代地理总志，如《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和元、明、清的《一统志》等，都与《汉书·地理志》同为疆域地理志性质的著作。宋代以来，大量增加的地方志如各府志、州志和县志等，也无不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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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的写作，是在封建国家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形势下出现的，并为封建统治者所欢迎和需要。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汉书·地理志》对于我国的地理学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一方面，它开辟了一门沿革地理研究的领域，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它的影响下，地理学的研究忽视了对于山川本身的地貌形态与发展规律的探索。后来，地理学著作更多地涉及历史学方面的内容，也与《汉书·地理志》为地理著作所建立的体制有一定关系。由于历代编修的疆域政区地理志是我国古代地理著述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具有传统特色。如果这种传统可以称之为体系的话，那么古代地理学体系的形成是从《汉书·地理志》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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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疆域的扩大和对外贸易的开展，这一时期，人们关于经济地理和我国边远兄弟民族地区的地理知识以及关于域外地理的知识，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公元前145年—？）有着广泛的旅行考察的经历，在其《货殖列传》中，他以敏锐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对当时全国经济地理状况作了生动概括的描述。司马迁既论述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又论述了各地区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异同及其同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了人的活动对于发展经济的能动作用，这些都是关于经济地理学的宝贵知识和思想。司马迁在匈奴、西南夷、东越、南越、朝鲜、大宛等列传中，还记录了关于我国边远地区及国外的地理知识，从而大大扩展了人们的地理视野。这一点在本章第十一节中我们还要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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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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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于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秦汉时期在气象知识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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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我国自古对降水情况十分重视，早在秦汉时期，政府就规定要上报作物生长时期的雨泽。秦代因而把它作为一项法令，如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秦墓竹简中有关农业生产的律文规定“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29】。汉代也要求“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30】，即在整个农作物生长期间，各地都要向中央上报降雨情况。这时既然能报雨泽多少，则必有计量单位，但是否已经使用了雨量器，还不很清楚。宋代秦九韶著《数书九章》中有“天池测雨”、“竹器验雪”等计算题，即以各种形状不同的容器中所积雨雪，计算出平地的雨雪量。从算题的内容来看，宋代可能还没有标准雨量器。“天池”是为了防火用的积雨容器，各州郡都有，形状尚无一定标准，可以说是我国雨量器的前身。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曾令全国各州县上报雨量，当时各县以至朝鲜都颁发了雨量器。据记载，明代雨量器圆径七寸，高一尺五寸。【31】清康熙和乾隆时期，也颁发过雨量器。至今在朝鲜的大丘、仁川等地还保存有乾隆庚寅年（1770年）颁发的雨量器，均为黄铜制，刻有标尺，计高l尺，广8寸。这是世界现存最早的雨量器。欧洲直到1639年才用容器收集雨水进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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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已用多种风信器观测风向。最简单的一种叫做“伣”，殷墟卜辞已有“伣”字，它可能是一种在长杆上系以帛条或鸟羽而成的简单示风器。《淮南子·齐俗》记载：“伣之见风，无须臾之间定矣。”就是说“伣”在风的作用下，没有一刻是平静的。《后汉书·张衡传》说：阳嘉元年（132年）张衡“造候风地动仪”。“候风”和“地动”应是不同的两种仪器，可惜作者对候风仪未加介绍。在后汉或魏晋人所著《三辅黄图》中有两处提到候风仪，一处记台榭时说：“郭延生《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另一处记建章宫时说：“建章宫南有玉堂，……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这两种候风仪都是铜制的，一作乌状，一作凤形，都能随风转动，以示风向。唐代李淳风著《乙巳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两种风信器，或者有助于对《淮南子》中所说的“伣”和《三辅黄图》中所说的“相风铜乌”的了解。《乙巳占·候风法》记载：“凡候风者，必于高迥平原，立五丈长竿，以鸡羽八两为葆，属于竿上，以候风。”这种候风羽葆可能就是《淮南子》中所说的“伣”。又记“亦可于竿首作盘，盘上作木乌三足，两足连上，而升立一足系羽下而内转，风来乌转”。汉代的相风铜乌与唐代的相风木乌在构造上可能基本相同。李淳风进一步解释道：“羽必用鸡，取其属巽，巽者号令之象，鸡有知时之效，羽重八两，以仿八风，竿长五丈，以仿五音。乌象日中之精，故巢居而知风，乌为先首。”对于风速的观测，汉代的《京房风角》是以“风来处远近”而论风的急缓。《乙巳占·占凤远近法》认为风力大“其来远”，风力小“其发近”，并已主要根据树木受风的影响而带来的变化和损坏程度把风力分为八级：（1）动叶，（2）鸣条，（3）摇枝，（4）堕叶，（5）折小枝，（6）折大枝，（7）折木、飞沙石，（8）拔大树及根。至于风向，在战国和汉代著作中常见八方风名。而由八个天干、十二地支和四个卦名组成的二十四个方向在汉代已经出现，《乙巳占》中的占风图，亦列有二十四个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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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湿度的仪器在我国的出现也较早。据《史记·天官书》和《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是用“悬土炭”的方法，观测冬至或夏至天气的湿度情况。即在衡（类似现在的天平）的两端，一端悬土，一端悬炭（因炭吸湿性强），以测湿度的变化。那时在冬至前两三天把土、炭分别悬在衡的两端，使之平衡。到冬至日，如果炭重，就说明大气的湿度增大了。测夏至日湿度变化的方法也是这样。同时以阴阳二气的理论进行解释，如《淮南子·天文训》说：“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火胜，故冬至燥。燥故炭轻，湿故炭重。”此后，这种观测炭的轻重变化的器具，就成为“悬炭识雨”的晴雨计了。此外，汉代又能视琴弦的弛张，以测晴雨，如王充《论衡》指出：“天且雨，琴弦缓。”因为湿度增大时，弦线也会随之伸长。后来元末明初娄元礼著《田家五行》也说，如果张得很紧的琴弦“忽自宽……主阴雨”。又说“灶灰带湿作块，天将变，作雨兆”。因为草木灰是碳、钾化合物，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汽结成块，若灶膛里干燥的草灰结成块，那是下雨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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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有关天气现象的理论，可以董仲舒和王充的有关论述为代表。董仲舒的《雨雹对》以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理论阐述各种天气现象如风、云、雨、雾、电、雷、雪、雹的产生，是唯物的。他认为“攒聚相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虚而坠。……风多则合速，故雨大而疏；风少则合迟，故雨细而密”，即雨滴是由小云滴受风合并变重下降而成。风大则云滴合并快，使下降的雨滴大而疏；风小则云滴合并慢，使下降的雨滴细而密。这种认识基本上符合现代的科学原理。王充在《论衡》中也提出了云、雨、雷、电等的形成原因和水分循环理论，详见本章第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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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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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医药学体系的充实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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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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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来，国内外交通日渐发达，促进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麝香，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苜蓿、葡萄、安石榴等，以及南方的龙眼、荔枝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中亚、西亚一些国家的药材，也不断输入。这些都丰富了人们的药物学知识。秦汉之际，已有药物专著在民间流行，公乘阳庆传给汉初名医淳于意的《药论》就是其中之一。据《汉书·郊祀志》记载，公元前31年，已有“本草待诏”的专门官职。《汉书·游侠传》记载楼护能“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汉书·平帝纪》还有诏奉天下知方术、本草等专门人才的记载。这些都表明到西汉时，对药物学的研究不但在官府有专门的机构，在民间也有十分广泛的基础，而且药物学的专著已出现不少。《神农本草经》成书于汉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是战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而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的著作，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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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以植物药最多，计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根据药物的性能和使用目的的不同，它分药物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种，一般说是毒性小或无毒的，大都是“主养命以应天”的补养药物；中品120种，有的有毒，有的无毒，多兼有攻治疾病作用并能滋补虚弱的药物；下品125种，多是有毒而专用于攻治疾病的药物。这是我国药物学最早的分类法，它明显地受到方士服食的影响，如书中所载上品药物，屡言“长生不老”、“不老神仙”等就是最好的证明。该书对每一味药的记载都较详细，其中包括有药物的主治、性味、产地、采集时间、入药部分、异名等。书中提到主治疾病的名称达170余种，包括内科、外科、妇科以及眼、喉、耳、齿等方面的疾病。根据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书中所载药效，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如利用水银治疗疥疮，麻黄治喘，常山截疟，黄连止痢，大黄泻下，莨菪治癫，海藻疗瘿瘤（甲状腺肥大）等，已为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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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在其序录中，概括地记述了当时药物学的基本理论。如关于医方中的主药与辅助药之间的“君、臣、佐、使”的理论，阐明了药物配伍的原则；关于“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的“四气五味”说；以及根据药物的性能不同，采用不同的剂型，等等。这些理论反映了当时的药物学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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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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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侍医李柱国校订政府收藏的医书时，就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其中有记述基础理论的医经，有治疗内科疾病、妇人婴儿疾病的方书，有治疗战伤和破伤风的《金创疭瘛方》，还有专论汤药、饮食禁忌以及按摩、导引的书籍。这是医药学自春秋战国以来又有了新发展的很好说明。正是在劳动人民和无数医家的医疗实践中取得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张仲景（约150—219）于3世纪初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一书，确立了理、法、方、药（即有关辨证的理论、治疗法则、处方和用药）具备的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使中国医学的基础理论更加切合临床应用，从而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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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名机，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人。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他申明了“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重视继承前人的医药学成果的科学态度。他十分推崇与熟悉扁鹊、公乘阳庆、淳于意等医家的工作与贡献，而《素问》、《九卷》（即《灵枢》古本名）、《八十一难》（即《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典医笈，则是他的重要参考书籍。他提倡“精究方术”，反对巫祝迷信，反对“各承家技，终始顺旧”，提倡以认真严肃和精益求精的态度从事医疗实践。这些都是张仲景在医学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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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被后人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伤寒论》是专门论述伤寒一类急性传染病的著作，《金匮要略》则以论述内科、外科、妇科等杂病为主要内容。在诊治急性传染病方面，张仲景出色地总结出六经辨证的原则。对于伤寒的因、症、脉、治，《伤寒论》根据急性热病共有的和特殊的，初期的和晚期的，治疗有效的和误治恶化等所表现的种种症状和体征，归结区分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六大类，每一类病候均以其突出的临床症状、体征和脉象等作为辨证依据，并且从具体病症的传播变化过程中，辨识病理变化，掌握病候的实质，这就是“六经辨证”。通过六经辨证既可以探索各类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规律，又能够注意到疾病在每一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性，从而有助于较全面地掌握病变的发展情况，分清疾病的主次、轻重、缓急，并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诊断，为论治提供了依据。此外，《伤寒杂病论》已具备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辨证的雏形，这是对疾病的诊治获得纲领性认识的重要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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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辨证的基础上，论治既有严格的原则性，又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如一般对三阳病是以消除病邪（驱邪）、对三阴病是以恢复机体抗病能力（“扶正”）为其基本治疗原则，但由于病情不断变化，症候混同出现，又采取了“随症施治”的灵活方法，以准确地抓住病变的主要矛盾，达到预期的目的。它从伤寒和杂病各类病症中，总结出多种治疗大法。后人把它归纳为“八法”，即邪在肌表用汗法，邪壅于上用吐法，邪实于里用下法，邪在半表半里用和法，寒症用温法，热症用清法，虚症用补法，属于积滞、肿块一类病症用消法。这些治疗原则，概括性强，实用价值高，可以根据不同的病情，或单独使用，或相互配合应用。书中还记述了许多可贵的医疗方法，如对肿痈、肠痈、黄疸、痢疾等病的辨证和治疗，直到今天仍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疗效。在妇科病方面，对于癔症（脏燥）、闭经、漏下、妊娠恶阻、产后病以及包括肿瘤在内的腹肿块（症病）等，均有详细的记载和行之有效的疗法。对救治自缢的人工呼吸法，也作了具体、生动而又科学的记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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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共选收三百多药方，它们大都具有用药灵活和疗效显著的特点。对每一味药的应用都比较明确、谨慎，并指出药物相互配合及增减的原则。对药物的煎法、服法（有温服、冷服、分服、顿服等）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在所用剂型上，有汤、丸、散、酒、软膏、醋、洗、浴、熏、滴耳、灌鼻、吹鼻、肛门栓、灌肠、阴道栓等等。在制药工艺上，也多有创造，如再煎浓缩和入蜜矫味的方法，散剂中的研磨法、搅拌法和筛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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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辨证到立法，从立法到拟方，从拟方到用药，环环相扣，联系紧密，形成了一整套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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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