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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被后人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伤寒论》是专门论述伤寒一类急性传染病的著作，《金匮要略》则以论述内科、外科、妇科等杂病为主要内容。在诊治急性传染病方面，张仲景出色地总结出六经辨证的原则。对于伤寒的因、症、脉、治，《伤寒论》根据急性热病共有的和特殊的，初期的和晚期的，治疗有效的和误治恶化等所表现的种种症状和体征，归结区分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六大类，每一类病候均以其突出的临床症状、体征和脉象等作为辨证依据，并且从具体病症的传播变化过程中，辨识病理变化，掌握病候的实质，这就是“六经辨证”。通过六经辨证既可以探索各类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规律，又能够注意到疾病在每一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性，从而有助于较全面地掌握病变的发展情况，分清疾病的主次、轻重、缓急，并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诊断，为论治提供了依据。此外，《伤寒杂病论》已具备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辨证的雏形，这是对疾病的诊治获得纲领性认识的重要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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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辨证的基础上，论治既有严格的原则性，又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如一般对三阳病是以消除病邪（驱邪）、对三阴病是以恢复机体抗病能力（“扶正”）为其基本治疗原则，但由于病情不断变化，症候混同出现，又采取了“随症施治”的灵活方法，以准确地抓住病变的主要矛盾，达到预期的目的。它从伤寒和杂病各类病症中，总结出多种治疗大法。后人把它归纳为“八法”，即邪在肌表用汗法，邪壅于上用吐法，邪实于里用下法，邪在半表半里用和法，寒症用温法，热症用清法，虚症用补法，属于积滞、肿块一类病症用消法。这些治疗原则，概括性强，实用价值高，可以根据不同的病情，或单独使用，或相互配合应用。书中还记述了许多可贵的医疗方法，如对肿痈、肠痈、黄疸、痢疾等病的辨证和治疗，直到今天仍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疗效。在妇科病方面，对于癔症（脏燥）、闭经、漏下、妊娠恶阻、产后病以及包括肿瘤在内的腹肿块（症病）等，均有详细的记载和行之有效的疗法。对救治自缢的人工呼吸法，也作了具体、生动而又科学的记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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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共选收三百多药方，它们大都具有用药灵活和疗效显著的特点。对每一味药的应用都比较明确、谨慎，并指出药物相互配合及增减的原则。对药物的煎法、服法（有温服、冷服、分服、顿服等）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在所用剂型上，有汤、丸、散、酒、软膏、醋、洗、浴、熏、滴耳、灌鼻、吹鼻、肛门栓、灌肠、阴道栓等等。在制药工艺上，也多有创造，如再煎浓缩和入蜜矫味的方法，散剂中的研磨法、搅拌法和筛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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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辨证到立法，从立法到拟方，从拟方到用药，环环相扣，联系紧密，形成了一整套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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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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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和张仲景同时的华佗（约2世纪中叶至3世纪初），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县）人，是以精巧的外科手术和先进的麻醉术而著名的医学家。他行医的足迹遍及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的若干地区，有十分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深受广大人民的热爱和尊崇。他取得的成就反映了秦汉时期医药学发展的又一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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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华佗传》有关于华佗使用麻沸散等施行腹腔外科手术的生动描述：“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这是说华佗成功地做了腹腔外科手术。他所以能这样高明而成效卓著地进行这些手术，是和他已经掌握了麻醉术分不开的。他以酒冲服麻沸散为麻醉剂。酒本身就是一种常用的麻醉剂，即使现代，外科医生还有应用酒于小儿以进行麻醉的。可惜麻沸散的药物组成早已失传。用酒和药物作临床麻醉，这在世界外科麻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纵观上述记载，可见当时解剖术、诊断术和止血术已有较大进步。如果没有生理解剖的足够知识，没有判断发病部位和性质的能力，没有防止手术大出血的必要方法，要成功地施行手术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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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提倡用医疗体育锻炼的方法防治疾病，以达到益寿延年的目的。他对弟子吴普说：人应当经常运动，因为适当的运动，能帮助消化，畅通气血，使人不易生病，“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就是这个道理。他吸取了先秦以来导引术的精华，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姿态，作“五禽之戏”。吴普遵循他的方法锻炼，年九十余，还“耳目聪明，齿牙完坚”。【32】这在我国医疗体育史上又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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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药学的其他领域中，华佗也多有建树。他擅长于察声望色，对脉象有过专门的研究。他“精于方药”，在处方上力求简便精当。在针灸方面，他特别注重选用穴位，以期达到最好的疗效。他创用了沿脊柱两侧的穴位，后世称为“华佗夹脊穴”，至今还在临床中应用着。华佗还十分注意医药技术的传授，所传弟子中有三人最为知名。樊阿善针灸，吴普著《吴普本草》，李当之著《李当之药录》。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为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华佗的教诲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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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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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造纸术与漆器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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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术的发明和蔡伦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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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造纸术没有发明以前，我国古代曾先后使用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等材料记事。直到两汉时期，简牍、缣帛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书写材料。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简牍笨重、缣帛昂贵的缺点日益突出。于是，寻求廉价、方便易得的新型书写材料，逐渐成了迫切的社会要求。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人们终于发明了用麻绳头、破布、旧渔网等废旧麻料制成植物纤维纸的方法，引起了书写材料的一场革命，使之成为交流思想，传播文化，沟通情况，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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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出土了公元前2世纪的古纸，纸呈泛黄色，已裂成碎片，最大的长宽约10厘米，最小的也有3厘米×4厘米。经鉴定它是以大麻和少量苎麻的纤维为原料的，其制作技术比较原始，质地粗糙，还不便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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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秦汉之际以次茧作丝绵的手工业十分普及，如韩信未发迹前遇到的漂母，大概就是以此谋生的。这一手工业包括反复捶打，以捣碎蚕衣和置水中漂洗等工艺。而在漂絮时，留在器物上的残絮，晾干后自然形成一层薄薄的丝绵片，这可能给人们发明造纸术以直接的技术上的启示。当然，最初的造纸术，还不能一下子产生用于书写的纸张，但新的道路既已开辟，迫切的社会要求又在催促着技术的改进，可以用于书写目的的纸张的产生当是为期不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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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扶风发掘得西汉宣帝时期的麻纸。在此之前，1977午，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居延肩水金关西汉烽塞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了麻纸两块。其中之一，出土时团成一团，经修复展开，长宽为12厘米×19厘米，色泽白净，薄而匀，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质地细密坚韧，含微量细麻线头。显微观察和化学鉴定都表明，它只含大麻纤维。同一处出土的竹简最晚年代是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这些情况表明至迟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在遥远的边塞已有了质量较高的纸，这种纸在内地的出现应更早一些，即它是在灞桥纸后约数十年内出现的。从这些事实说明造纸术自发明以后，其技术的进步是很快的。又，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旁，考古工作者曾掘得属东汉时期，公元2世纪初年的纸张，即所谓额济纳纸，上有六七行残字，这可说是现存最早的字纸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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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灞桥纸到扶风、金关和额济纳纸，我们看到纸的发明、改善及确实无疑地用作书写材料的历史状况。正是在造纸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于2世纪初年，出现了蔡伦这一著名的纸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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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伦字敬仲，桂阳（今湖南省耒阳市）人，是汉和帝时的太监，曾负责监制御用器物。他总结了西汉以来造纸的经验，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革新。在原料上，除采用破布、旧渔网等废旧麻类材料外，同时还采用了树皮，从而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原料领域。在技术工艺上，也较前完备和精细。除淘洗、碎切、泡沤原料之外还可能已经开始用石灰进行碱液烹煮。这是一项重要的工艺革新，它既加快了纤维的离解速度，又使植物纤维分解得更细更散，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纸张的质量，为纸的推广和普及开辟了广阔的道路。105年蔡伦把他用树皮、麻头和破布、旧渔网制成的纸，献给汉和帝，很受人们的欢迎，“天下咸称‘蔡侯纸’”【33】。蔡侯纸的出现，在造纸术的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纸张开始取代竹帛的关键性的转折。20世纪以来，2世纪的纸不断在新疆、甘肃、内蒙等地出土，正反映着这一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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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术的发明和发展，可以大大推动文化知识的迅速传播和提高，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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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的发展与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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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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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流漆墨其上……舜禅天下而传入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34】。这说明在很早以前，人们就已使用在漆中加进红或黑色颜料的色漆修饰食器或祭器了。1960年前后，江苏吴江县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有绘漆黑陶罐，这就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其实漆的使用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掘到一件器壁外有朱红涂料，微有光泽的木碗，经鉴定涂料的光谱与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的光谱相同，这说明距今约七千年前，人们已经开始用漆了。而舜、禹时代的漆器工艺已经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自此以后的漆器遗物也间有发现，1972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出土有色泽仍十分鲜艳的漆器残片，上有精美花纹并镶有绿松石，说明当时的漆器已相当精美。前此在安阳殷墟中也出土有红色雕花木器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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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漆器日渐兴盛。这一时期出土的大量漆器，大都质胎坚致，花纹细腻，形象精美，色彩调和鲜艳，反映了漆器技术的高度水平。1957年、1958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漆器可为代表，其中漆木鼓架，堪称精绝。据分析，战国时期的一些漆器，可能是用桐油加色漆配成的油彩来绘饰各种纤细的花纹图案的。漆的产量比桐油少，成本比桐油高，把桐油作为稀释剂填入漆中，既可改善性能，又可降低成本。这表明人们大概已经初步认识到漆和桐油的性能，使两者合用，兼收其美。战国漆器彩绘中包括红、黄、蓝、白、黑五色和各种复色，所用颜料大概是丹砂、石黄、雄黄、雌黄、红土、白土等矿物性颜料和蓝靛等植物性染料。就其胎型而言，有木胎、竹胎、皮胎和夹纻胎（用麻布）等，为后世漆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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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漆器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漆器手工业的规模和范围更加扩大。设有漆器工官的就有十个郡县，其中以蜀郡和广汉郡的金银饰漆器最为著名。“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35】，可见规模之大。“陈、夏千亩漆”，其富“与千户侯等”，更有“木器髹者千枚”、“漆千斗”的“通都大邑”，足见当时漆器业的发达。【36】两汉出土的漆器种类繁多，质量优良，其中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精美的漆器，则是漆器工艺提高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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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漆器的制作有相当细致的分工。“一杯卷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37】，说的就是这种情形。从出土汉代漆器的铭文，我们看到当时油漆技术的工序有：素工（做内胎）、髹工和上工（上油漆）、黄涂工（在铜制附饰品上鎏金）、画工（描绘油彩纹饰）、工（雕刻铭文等）、清工（最后修整）等，开始于素工，完成于清工，井然有序。此外还有供工（负责供料）、造工（管全面的工师）以及护工卒史、长、丞、椽、令史、佐、啬夫等监造工官，组织十分严密。各工种的工人各尽所长，分工合作，使漆器生产工艺日臻完善，盛极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