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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已有比较完整的水军体制，发展了用途不同、类型多样的船舰。它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较大的水战就不下十余次，它已成为各诸侯国间发生的重要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许多诸侯国纷纷建立了水军，拥有多种类型的大小船舰。据《越绝书》记载，吴国就有五种船型，“大翼者当陵军（陆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河南汲县出土的战国水陆攻战铜鉴上的纹饰绘有两层甲板的楼船，下层有桨手多人在用力划桨，上层有战士多人，或击鼓、或射箭、或使枪，生动地反映了水战的场面。它同文献记载一起，有力地描绘了这一时期水战及船舰结构的历史状况。汉代的水战也很频繁，船队十分庞大，一次战役能出动楼船二千余艘，水军达二十万人左右，分别由“楼船将军”、“横海将军”、“戈船将军”、“下濑将军”等统领。船型有在舰队最前列的冲锋船——“先登”，有用于冲突敌船的狭长战船——“蒙冲”，有轻快如奔马的快船——“赤马”，有上下都用双层板的重武装战船——“槛”。更有多层高大的楼船，有两层的，第二层舱室叫“庐”；有三层的，第三层舱室叫“飞庐”；有四层的，第四层叫“爵室”。《后汉书·公孙述传》还有“造十层赤楼帛栏船”的记载，其高大壮观可以想见。汉代楼船等的出现是我国古代造船技术初步成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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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6 河南汲县出土战国早期水陆攻战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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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1974年在广州发掘的秦汉遗址，是当时船舶建造规模宏大和技术先进的说明。认为它是一造船工场，它由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船台和滑道相结合，滑道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外形同铁路相似。在船台造船，由滑道下水，这是一种相当先进的造船设施。而且由船台两滑板中心间距分析，还认为该工场能造3.6～8.4米宽的船舶，在滑板上平置两行木墩，共十三对，两两相对排列，用以承架船体，其高度约为1米，便于在船底进行钻孔、打钉、艌缝等作业。但是，也有人认为它并不是造船工场，而是古代水上建筑遗址。所以，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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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船舶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橹、舵和布帆等的发明和应用。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说：“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橹是比桨效率高的推进工具，桨只有向后拨水时才作实功，而橹在整个运动过程中都作实功，俗话说“一橹三桨”，说的正是这种情形。船尾舵的出现大概在两汉之交，它使人们能够轻便灵活地掌握特定的航向。1955年广州近郊东汉墓中出土的陶船明器，船尾有舵，它比近代的舵稍长些，装置情况也有所不同，是一种早期的船尾舵，还保持着从梢发展变化而来的迹象。它的出现是船舶技术的重大进步。此外，据《释名》说，“随风张幔曰帆，帆，汎也，使舟疾汎汎然也”。这说明东汉已经使用了布帆，它是利用风力解决船舶动力问题的重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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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 广州近郊东汉墓中出土的陶船（明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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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出土的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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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各种纺织品的质量和数量，都较前大为提高。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政府自民间征集的绸帛就达五百万匹，可见当时纺织业的兴盛状况。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纺织品，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度水平。经鉴定，马王堆出土丝织品的丝的质量是很好的，丝缕均匀，纵面光洁，单丝的投影宽度和截面积同现代的家蚕丝极为相近，表明养蚕方法和缫、练蚕丝的工艺已相当进步。“薄如蝉翼”的素纱织物，最能反映缫丝技术的先进水平。这种轻纱从观感上来说，简直可以和现代的尼龙纱相媲美。其中有一块宽49厘米、长45厘米的纱料，重量仅2.8克。一件素纱禅衣长160厘米，两袖通长190厘米，领口、袖头都用绢缘，而总重量只有48克，纱的细韧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丝，在缫丝工艺、设备、操作各方面没有一定水平，是根本生产不出来的。数量最多的平纹织物——绢，其经线密度大都在每厘米80～100根之间，最密的达164根，纬线密度一般都在经线密度的到之间，这说明已有了相当先进的织机。在提花织物中有素色提花的绮、罗以及用不同的彩丝织成的锦。其纹样繁多美观，有菱纹、对鸟纹、矩纹等等。对其中个别纹样的分析证明，它是用比较先进的提花机织成的。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纺织品中还发现有起毛锦织物，它是利用较粗的经线在应该提花显纹的地方织成绒圈，使花纹处高出织物，从而有明显的立体感。经研究，它的织造要在通常的提花装置外，还得有能够织入起绒的方法才行。这种技术是我国后来的起绒织物（漳绒，即今天鹅绒或称平绒）的先声。对麻织物的分析表明：此时的麻纺织技术，在脱胶、漂白、浆碾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染色方面，不论是植物性还是动物性染料的应用，都大有进步。经研究，其中浸染的颜色品种有29种，涂染的有7种，以绛紫、烟、香、墨绿、蓝黑和朱红等色染得最为深透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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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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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马王堆绚丽多彩的纺织品，表明了纺织技术无论是原料和产品的处理、织物的织造或织机性能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由一些文献和出土文物，我们可以得知秦汉时期出现的一系列纺织机械，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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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 汉画像石上的纺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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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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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摇纺车，《方言》称之为车。在山东滕县宏道院、江苏沛县留城镇和铜山洪楼等地出土的画像石上，所画纺纱情况，都是有关当时纺车的描绘。从这些画像可看出，汉代的纺车是由一个大绳轮和一根插置纱锭的铤子组成。绳轮和铤子分装在木架的两端，另以绳带传动。和后世所用，大致相同。纺车既可加捻，又能合绞，和纺坠比较能较大地提高制纱的速度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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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机，是一种织造一般布帛的机械。我国最初使用的布机，多半是前面提到的原始腰机。但至秦汉时期，早已超越这个阶段。在江苏泗洪等地出土的画像石上，可以看到当时布机是由经轴、怀滚、马头、综片、蹑（脚踏木）等主要部件和一个适于操作的机台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机台和蹑。由于采用了这两种设备，可以为操作者创造出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条件和用脚提综变交，腾出手来更快地投梭引纬、打纬，从而提高了织布的速度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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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花机，是从一般布机发展而来的，但比一般布机复杂得多，能织造复杂的花纹组织。据汉代王逸的《机妇赋》所载，汉代的提花机是“兔耳跧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窜身匿蹄。高楼双峙，下临清池。游鱼衔饵，灂其陂”。“兔耳”是控制怀滚的装置，“高楼”即花楼，“猛犬”是对于引杆行筘的迭助木的形容，“游鱼衔饵”是对于综丝的形容。它已经具有机身和装造系统的联合装置，基本上具备了我国传统提花机的各种主要部件，从性能方面来看，能够织制任何复杂变化的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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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纺织机械，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很先进的工具，均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其中提花机在七八世纪和12世纪，先后两次传到欧洲，对欧洲提花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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