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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潮汐现象是鬼神驱使而生的迷信说法，王充把潮汐涨落同月亮盈亏联系起来，指出“潮之兴也，与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同时，他还注意到河道“殆小浅狭，水激沸起”【60】的现象，并以此作为说明涌潮现象产生的一个原因。这些科学的创见，对于有神论都是有力地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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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还对人的生死变化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认为“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形体朽，朽而成灰，何用为鬼”【61】。对于那些“道术之士”，企求“轻身益气，延年度世”的荒诞思想，王充也予以批驳，提出了“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62】，把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这里王充利用当时的医学成就，继承了桓谭等人关于形神关系的唯物见解以及对“长生不老”术的批判，阐发了无神论和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对当时和后世鬼神迷信观念都是有力地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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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充的思想中，也包含有宿命论等唯心主义的糟粕。他对一些自然科学问题的见解也不尽正确，甚至落后于他的同时代人，这一方面同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也同王充本人存在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有关。但是王充毕竟建立了一套反封建神学的“异端”思想体系，而且在同“天人感应”和各种迷信思想的斗争中，王充所应用的科学武器涉及天文、物理（力、声、热、电、磁等知识）、生物、医学、冶金等领域，这反映了王充有关于科学技术的渊博知识，更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王充的出现，代表着当时人们要求从实际出发，探索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社会要求。又由于生产的发展，人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感性知识，这就要求突破旧的思想的束缚，开拓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道路。王充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建立，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它确实为新道路的开拓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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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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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中外交通和科技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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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中外交通贸易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我国同各国人民的往来日趋频繁，这既增进了友谊，又加强了科技文化的交流。我国当时相当发达的科技文化，对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各国的优秀科技文化也不断丰富着我国的文明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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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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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同朝鲜、日本之间的交通开辟较早，在朝鲜和日本都曾有汉代文物出土。汉武帝时，日本国土上的百余个小国中有三十多个小国通过朝鲜与中国交往。通往印度尼西亚的海路也已开辟，考古学家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了不少汉代文物，是当时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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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曾派使臣、贸易官员和应募商民，从广东徐闻、合浦等地出发，行船约五个月到都元国（苏门答腊），又行船四个月，到邑卢没国（缅甸太公附近），又行船二月余，到黄支国（印度马德拉斯附近），自此往南可达到已程不国（斯里兰卡）；自黄支国返航，约八个月到皮宗（马来半岛），又行八个多月返回。这是我国航海船舶经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在印度洋上航行的真切记录，有时往返航线不尽相同，同沿线各国人民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罗马帝国）王安敦派遣使者航海来到中国，从而开辟了中国和大秦之间的海上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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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适应的是航海船舶的发展与航海术的进步。这时的航海术，大抵是依沿海地理等知识的了解，凭航海者的经验沿海岸航行，但天文航海的知识也不断增长并得到运用。汉初《淮南子·齐俗篇》曾说到在大海中航行“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北极则悟矣”，这是人们已经使用天文知识以确定航向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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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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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中外陆路交通也很发达。张骞于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到达了中亚、西亚若干国家和地区。张骞死后，汉武帝又派使节继续往西探行，从而开辟了举世闻名的始自长安（西安）西达大秦等地的“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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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可分为南、北两条道路。南路经甘肃敦煌，沿昆仑山北侧的楼兰（即鄯善，今若羌东北）、于阗（和田）、莎车等地，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到大月氏（阿姆河流域中部）、大夏（前苏联土库曼共和国国境一带）、安息（即波斯，今伊朗），再往西达条支（伊拉克、叙利亚一带）、大秦等国和地区。北路经敦煌，沿天山南麓的车师前王庭（即高昌，今吐鲁番）、龟兹（库车）、疏勒（喀什）等地，越葱岭北部，到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等地）、康居（今乌兹別克斯坦境内），再往西南经安息，而西达大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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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 “丝绸之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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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通往印度的陆路也有两条。张骞在大夏时，曾看到四川的竹杖和蜀布，并询知是由身毒（印度）转运而来，这说明到印度的通道早已开辟。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由四川经云南往南到缅甸的陆路已经通达，当时中国的物品可能就是经此道由缅甸转运往印度。而在张骞出使时，曾派遣副使由大夏到身毒，这就开辟了到印度的第二条通路。汉元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曾从西蜀的犍为（四川宜宾）出发，想探寻前往身毒的捷径，但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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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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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海陆交通的发达，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地理知识。如，张骞把他亲身经历和传闻中的国家，如大宛、康居、奄蔡（里海东北）、大月氏、大夏、安息、条枝、身毒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兵力、物产、城镇、交通、河流、湖泊、气候以及彼此间的相对位置和距离等，作了程度不同的介绍。这些知识载于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是我国古代有关中亚、西亚、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地理的最早记述。又如，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甘英出使大秦，西抵波斯湾，为风浪所阻，未达目的地，但他回国把沿途见闻详加介绍，“莫不备其风土，传共珍怪焉”，“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63】。这对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对科学技术的交流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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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海陆交通的发达，使人员的往来更为频繁。仅沿“丝绸之路”，汉武帝以后，我国西往的使者，一年之中多者十余次，少则五六回，来回时间长的达八九年，短的也有几年。从汉到唐的一千多年间，“丝绸之路”虽几经中断，但基本上是畅通的。沿这条道路保持着大规模的经济贸易交往，而伴之而来的是科技文化的交流。秦汉时期沿海、陆通路，我国出口的主要物资是丝绸、铁器（包括铁农具和兵器）和漆器，与之相应的是丝帛生产技术、冶铁术和髹漆技术的传播。这些技术对朝鲜、日本、东南亚以及中亚、西亚、南亚、西南亚各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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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早以“丝国”（Seres）闻名于世，古希腊把丝叫做Ser，就是从“丝”字的读音来的，“Seres”（制丝的人）以后被引申为产丝的地方——中国，现代欧洲各国语言中的“丝”字大都来源于希腊文。这说明我国的丝织品早在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之前便已传入了欧洲。这除了语言学上的资料外，还有考古实物证明：美国《全国地理》杂志1980年3月号报道说，西德考古学家在西德南部斯图加特的霍克杜夫村，发掘出一个公元前五百多年的古墓，发现墓中人体骨骼上有中国丝绸衣服的残片。秦汉时期我国的丝绸织品在中、西亚，特别是罗马帝国极为盛行。由于丝绸织品大量输入，曾引起罗马的货币大量外流，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提比乌斯（Tiberius）曾试图禁止罗马人穿用中国的丝绸织品，但没有成功。而一些转售中国丝绸的商人和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利润（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已“多种树蚕桑”。此材料可能传闻失实，也可能指东罗马，待考。现公认蚕种传至罗马大约在6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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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铁器和农业生产技术也在这时传入越南。越南人民推广了铁犁和牛耕等农业生产技术，发展了农业生产。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这说明我国当时先进的冶铁术已在中、西亚各国得到传播。在著名的罗马学者普林尼（Pliny，23—79）所著《博物志》卷34中也记载了“中国铁”西传的情况。此外，井渠法也传入大宛，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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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朝鲜的人参，大宛的汗血马、花蹄牛、鸵鸟，中西亚的石榴、胡桃（核桃）、胡豆（蚕豆）等植物品种，毛布毛毯等织物和象牙、犀角、玳瑁等，东南亚、南亚的香料、珍珠、象牙等，都传到中国，从而增加了我国的动植物品种和药物种类，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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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各国人民取长补短，创造了融混中外特色在一起的新物品。如在楼兰，曾发现汉代织有中国和希腊混合风格的图案的毛织品；和阗出土的一种铜钱，一面铸有汉文廿四铢字样，另一面铸着马的图像和佉卢文字；日本曾利用中国的铜器熔铸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器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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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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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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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随着封建制的巩固，我国古代各学科体系的形成和许多生产技术趋于成熟，是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总特征。它们为后世的发展决定了方向，搭成了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