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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80870 我国的星图起源于盖天说的演示仪器——盖图,据《周髀算经》记载,盖图系由两块丝绢构成,下面的一块染成黄色,其上画了七个等间距的同心圆。圆心是天北极,最小的圆是夏至圈,最大的是冬至圈,第四个圆是天赤道,还有一个分别和冬、夏至圈相切的圆,那就是黄道,黄道附近画有二十八宿等星;上面的一块是半透明的青色丝绢,其上画一个表示人目所见范围的圆圈,把它蒙在黄绢上,把黄绢绕天极逆时针方向转动,就可反映出一天内和一年内所见星空的大概情况。盖图虽然随着盖天说的衰落而消逝,但它的底图作为星图却独立地发展起来。这种圆形盖天式星图是我国古代星图的一种主要型式,它在汉代已初具规模。随着对天空星象日积月累的长期辛勤观察,人们对全天星象的认识得到不断发展,星图所记录的星辰数目亦逐渐增多。孙吴、西晋的太史令陈卓综合了前人的工作,而使这类星图定型化。他“总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24】,绘制了圆型盖天式星图。图中收有283官,1464星。陈卓的工作成果,一直为后人所沿用。刘宋元嘉年间,钱乐之所铸小浑仪,以朱、黑、白三色来分别甘、石、巫咸三家的星象,采用的就是陈卓的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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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80872 另外,孙吴时的葛衡曾制造过一架别致的浑象,它是个比人体大些的空心球,在球面上布列星宿,各星均穿成孔窍。当人居于空心球内时,可看到从孔窍中透过来的光,就宛如看到天上的星星一般,可以更形象地演示星宿的出没运行,这是近代天文馆中天象仪的远祖。钱乐之以及后来宋代的苏颂、韩公廉,元代的郭守敬等人也都制作过类似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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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80874 北魏时期,政府对天文非常重视,曾经组织一批人“在门下外省较比天文书。集甘、石二家《星经》及汉魏以来二十三家经占,集为55卷。后集诸家撮要,前后所上杂占,以类相从,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图,合为75卷”【25】。并有较民主的学术风气,使各家都能发抒己见,采集各家之长,因此使天文学知识得到发展。永兴四年(公元412年),在晁崇和鲜卑族天文学家斛兰主持下,铸成了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台铁制浑仪,底座上设有“十字水平”【26】,以校准仪器安装,这是我国历史上利用水准仪的开端。这架铁仪一直使用三百多年,到唐代一行时,才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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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80876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66]
1701080877 四 杰出的数学家刘徽和祖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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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80879 这个时期的数学,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又取得卓越的成就,充实和发展了数学体系的内容。出现了赵爽的《周髀注》,刘徽的《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以及《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祖冲之的《缀术》,还有甄鸾的《五曹算经》、《五经算术》、《数术记遗》等大量数学著作,后来都收入有名的《算经十书》中。这些数学著作大大丰富了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其中记载了不少重大成果。例如《孙子算经》中的“孙子问题”(一次同余式问题),《张邱建算经》中的百鸡问题都是世界数学史上著名的问题。甄鸾对《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夏侯阳算经》等数学经典著作的注释,对唐初李淳风注释十部算经有一定的帮助。在这一时期许多数学家中,以刘徽和祖冲之的成就最为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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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80881 刘徽及其数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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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80883 刘徽活动于曹魏和西晋时期,他所著述的《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是数学史上宝贵的遗产。《隋书·律历志》载:“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刘徽注九章。”景元四年即263年,这应是刘徽作《九章算术注》的年代。在《九章算术注》中,刘徽利用为名著《九章算术》作注的形式,不仅对《九章算术》中的大部分算法一一给出了理论上的论证,同时还创立了“割圆术”等若干新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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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80885 在以往有关圆的计算中,一般取用“周三径一”,即圆周率π=3,这在计算中产生很大误差。刘徽在总结过去数学运算中,发现“周三径一”的数据实际上是圆内接正六边形周长和直径的比值,不是圆周与直径的比值,用这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圆内接正十二边形的面积,不是圆的面积。他认为当圆内接正多边形边数无限增加时,其周长即愈益逼近圆周长,“割之弥细,所失弥小。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27】。也就是说,圆内接正多边形边数无限多时,其周长的极限即为圆周长,面积的极限即为圆面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刘徽创立了割圆术,为计算圆周率和圆面积,建立了严密的方法,开创我国圆周率研究的新纪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刘徽已经把极限的概念运用于解决实际的数学问题之中,这在世界数学史上也是一项重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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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80890 图5-2 刘徽《九章算术注》中有关割圆术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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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80892 早在先秦诸子中,就已有极限思想的萌芽。但先秦诸子这些思想大多带有思辨的性质,把极限思想用之于解决数学问题的,在我国古代当推刘徽的割圆术为最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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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80897 刘徽从圆内接正六边形算起,边数逐步加倍,一直算到圆内接正192边形的面积,算得了π近似于3.14的数值,另一个近似值π=(相当于3.1416)可能也是刘徽算得的。这个结果是当时世界上的最佳数据。最早提出当边数无限增多时,圆内接正多边形的面积趋于圆面积的,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数学家安提丰(Antiphon),但他没有利用来计算圆周率π的近似值。后来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3世纪)提出圆周长介于圆内接多边形周长与圆外切多边形周长之间,算出了<π<的数值。但阿基米得是用归谬法证得这一结果的。他避开了无穷小和极限。而刘徽却应用了极限的概念,并且在方法上仅需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面积,不必计算圆外切正多边形的面积,大大简化计算的过程,并得到相当精确的数值,收得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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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80899 刘徽对数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求弧田面积、圆锥体积、球体积、十进分数、解方程等问题,都有独到的创见。除注《九章算术》外,还撰写《重差》一卷,内容是测量目的物的高和远的计算方法。《重差》又称《海岛算经》,唐初被列为“十部算经”之一,是我国古代关于测量数学的重要著作。近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西汉初期的帛画地图,其精确程度使各国学者叹服,反映了我国测量数学较早就已具相当水平,并在绘制地图中得到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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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80901 祖冲之及其科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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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80903 祖冲之(429—500),字文远,是我国古代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制造家。他出身的家庭,几代的成员对天文、历法都有深入的研究。在这样的家庭气氛熏陶下,他自小时起便“专功数术”。他治学态度严谨,“博访前故,远稽昔典”,搜集自古以来的大量文献资料和观测记录,系统深入地进行分析研究,从前人的科学思想和成就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但是祖冲之的可贵之处更在于他“不虚推古人”,没有被束缚在已有的成就中。他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富有批判的精神和探索的勇气。他在“搜练古今,博采沉奥”,掌握大量资料的同时,坚持实际考核验证,亲身进行精密的测量和细致地推算,既发扬了前人的成就,又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把我国的数学和天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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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80905 当人们一提到祖冲之时,往往就想到圆周率。确实,祖冲之的名字与圆周率的计算是不可分开的。他应用刘徽的割圆术,在刘徽的计算基础上继续推算,求出了精确到第七位有效数字的圆周率:3.1415926<π<3.1415927。这一结果,相当于需要对九位数字的大数目进行各种运算(包括开方在内)130次以上,这在今天用笔算运算也是一个十分繁复的工作,而在当时是用算筹运算的,更不知要艰巨多少倍。从这里,可以看到祖冲之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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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80909 祖冲之所求得的圆周率数值,远远地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直至一千年后,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A1-Kashi,)于公元1427年著《算术之钥》和16世纪法国数学家维叶特(Viète,1540—1603)才求出更精确的数值。为了计算的方便,祖冲之还求出用分数表示的两个圆周数值。一个是,称为密率;一个是,称为约率。密率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表示圆周率的最佳渐近分数。在欧洲,直到16世纪鄂图(Valentinus Otto)和安托尼兹(Anthoniszoon,Adriaen)才得到这个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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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80914 图5-3 《隋书·律历志》中有关圆周率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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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80917 关于球体体积的计算,《九章算术》中认为外切圆柱体与球体体积之比,等于正方形与其内切圆面积之比。刘徽纠正了《九章算术》中球体体积计算中的这个错误,指出“牟合方盖”(即垂直相交两圆柱体的共同部分)与球体体积之比,才是等于正方形与其内切圆面积之比,但他没有得到“牟合方盖”的体积公式。祖冲之的儿子祖暅应用“缘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28】,即“等高处横截面积常相等的两个立体,它们的体积也必定相等”的原理,巧妙地完成了刘徽的未竟之业,最后得到球体体积=D3,(D为球体直径)的正确公式。这原理就是著名的“祖暅公理”。在西方,它经常被称作卡瓦列里(Cavalieri,1591—1647,意大利人)公理,比祖暅迟约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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