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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祖国的山川地形和地理情况的描述，代不乏人。到三国时，桑钦所写的《水经》一书，简要地记述了全国137条水道。随着社会和生产的发展，要求有新的较为详尽的著作问世。活动于北魏中、晚期的郦道元，深感前人的不足，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写成了我国古代地理学名著《水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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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他的生年不详，据后人推算可能生于465年或472年，曾任过北魏政权的御史中尉和一些州郡的官吏，于527年被人杀害。他一生勤奋好学，历览大量书籍，并注重于地理考察。少年时曾随他的父亲到过山东，后来他曾先后在山西、河南一些州郡任地方官。所到之处，他“寻图访赜”，“访渎搜渠”，对当地的地理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和详细记录。他虽然生长在北魏统治的地区，但对全国甚至域外地理状况也非常关注。在从事地理研究和考察过程中，郦道元深切地感到以往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等都失之简略，都赋一类作品为体裁限制，更不能畅述达意，《水经》“虽粗缀津渚”，略具纲领，但却只记水道，不记水道以外的地理情况。而且，地理现象是在不断变化着的，随着年代的推移，人们对于上古的情况已很渺茫，加上部族的迁徙，城市的兴亡，河道的变迁，地名的更换等，地理情况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历史上的著作，已远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郦道元觉得把历史上的地理变迁尽可能详细地记载下来，“庶备忘误之矜，求其寻省之易”，十分必要。【36】因此，他以《水经》一书为蓝本，著《水经注》，全面描述全国的地理情况。《水经注》计40卷，记述的河流水道增加到1252条，注文二十倍于原书，约达30万字，所引用的书籍四百三十多种，还转录了不少碑刻材料。所以，这不是简单的注疏之作，而是颇具匠心的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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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注》的内容十分丰富，作者以大量的地理事实详注《水经》，并系统地进行了综合性的记述，既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空间的真实感。书中以河道水系为纲，详细地记录了河流流经地区的地形、物产、地理沿革等，尤其对于河流分布、渠堰灌溉以及城市位置的沿革记述最为详细，而且具有清楚的方向、道里等方位和数量的观念。尽管郦道元所实地考察的地方有限，引用的历史资料有的并不确切，记述难免有失实之处，而且也掺杂有封建糟粕，但全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地理面貌。有些地区我们可以依据《水经注》较真实地复原一千四五百年前的地理情况，对现在的经济建设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水经注》所涉及的内容东北到朝鲜的埧水（即大同江），南到扶南（今越南和柬埔寨），西南至印度新头河（即印度河），西至安息（伊朗）、西海（咸海），北至流沙（蒙古沙漠）。这些域外地理知识，直至今日仍是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历史情况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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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植物找矿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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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代成书的《地镜图》，对矿藏地表特征进行了观察、综合、研究，从而总结出了丰富的植物找矿的经验性认识。《地镜图》原书虽已早佚，但从后人的引文中仍可看到它的部分内容。早在先秦时代的《荀子·劝学篇》中就记载有“玉在山而草木润”，晋张华的《博物志》也记载有山上“有谷者生玉”，《地镜图》则大大地充实了这方面的内容，说：“二月，草木先生下垂者，下有美玉；五月中，草木叶有青厚而无汁，枝下垂者，其地有玉；八月中，草木独有枝叶下垂者，必有美玉；有云，八月后草木死者亦有玉。山有葱，下有银，光隐隐正白。草茎赤秀，下有铅；草茎黄秀，下有铜器。”后来，唐代的段成式又作了进一步的总结，说：“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山有宝玉，木旁枝皆下垂。”【37】这些记载，虽不一定与实际相符，有的可能是根据不足的臆说，但它却是现在利用指示植物找矿或生物地球化学找矿理论的肇始，为人们寻找地下矿藏提供了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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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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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医药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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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是我国医药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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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政制度方面，沿袭了两汉的制度。晋时仅有太医令，到南北朝时期，增设了太医丞，藏药丞，侍御师，太医博士，太医助教，尚药监等官员。刘宋政权设置了太医署和医学，教授生徒，官方创办的医学教育自此开始。由于统治阶级自身对医药的需要，加上经常的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了大量的伤病人员，迫使南北朝各个政权的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医药学的整理、总结与研究，并采取一些防病、治病的措施，如派遣医师和拨送医药到灾区进行救治，以笼络人心。其中北魏政权尤为突出，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前，就曾令李脩“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38】行于世。永平三年（510年），宣武帝拓跋恪下诏设置医馆，“严敕医署，分师治疗，考其能否，而行赏罚”，同时组织医工，对浩瀚的经方，“寻篇推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39】，以推广、普及医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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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汉的基础上，这时期我国传统的医药学进入一个广泛总结整理的阶段，出现了大量医药学著作，其中特别是对脉学、针灸学、本草学和药物炮制加工技术以及方剂学进行了总结，使我国传统的医药学体系更加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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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和与《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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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切脉诊断疾病，是中医诊断学的一项独特方法。春秋战国、秦汉以来，人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些脉学的知识和内容，都还比较零散。晋代的名医王叔和，对历史上的脉学著作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总结。他“撰岐伯以来，逮于华陀，经论要诀，合为十卷”【40】，著成《脉经》一书。《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书中列举了二十四种脉象，对每一种脉象都作了简明扼要的概述。为了便于人们理解，把脉象分为八类相似的脉。这些脉象基本上符合于现代对血液循环系统特性的认识，包括对心脏搏出最，动脉管的韧性和弹性，血液在动脉中流动的情况，血液黏稠度，心脏跳动的频率和节律，血管充盈度等内容。它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发挥了脉学在疾病诊断，预后以及对疗效观察等方面的作用，与中医传统的脏腑辨证结合起来，指出五脏六腑病症的脉象，指导在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脉经》奠定了中医脉学诊断的基础，后世的脉学虽有所发展，但基本上是在《脉经》的基础上的发挥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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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谧和《针灸甲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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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中独特的治疗技术针灸学，这时亦由皇甫谧（215—282）进行了总结。皇甫谧少年时家中贫穷，又游手好闲，到二十岁时才奋发读书，白天参加农业劳动，晚上刻苦攻读，干活时还带着书。经过努力，“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但他不愿做官“耽习典籍，忘寝与食”，被人称为“书淫”。在身患严重的风痹疾时，“犹手不辍卷”【41】。皇甫谧为了战胜风痹，致力研读针灸书籍，发现以前有关著作中，“文多重复，错互非一”，于是根据《黄帝内经》的《素问》、《针经》（即《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著作，参照其他书籍，并结合个人治病的心得，“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42】，总结整理为《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针灸甲乙经》或《甲乙经》）一书。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亦是针灸学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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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经》全书12卷，分118篇，内容包括脏腑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皇甫谧纠正了晋以前经穴纷乱的现象，统一了穴位。书中记述单穴49个、双穴300个，共349个穴位，并具体地指明了针刺深度、留针时间和艾灸时间。皇甫谧还结合中医辨证论治的精神，对针灸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作了明确的说明。《甲乙经》既是对晋以前针灸学的系统总结，又对后世的针灸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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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弘景和《神农本草经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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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神农本草经》问世以后，后世的医药学家都把它视为药物学的经典，经过反复辗转传抄以及药物的不断增补，在药物的性能和分类方面造成了不少的错误，引起了混乱。这种状况到南北朝时期已相当严重，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南朝著名药物学家陶弘景（452—536）注意到这种现象，因而立意对《神农本草经》重新进行整理，编著了《神农本草经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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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弘景自幼勤奋好学，据称读书万余卷，齐高帝萧道成未帝作相时，曾被引为诸王侍读，他“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43】，后辞官隐居，专事著述和炼丹。他一生中对“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44】，深有研究，在医药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的著作很多，《神农本草经集注》是其主要著作。虽然此书早已散佚，但从敦煌石窟的残卷和后代著作所摘引的内容看，此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陶弘景在著述时，“苞综诸经，研括烦省”【45】，整理和校订本经的365味药外，又增加365味，合730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铭时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包括序录，合为七卷【46】。为了区别《神农本草经》原载药品和新加的药品，他用红色书写原有药品，用黑色书写新加入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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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集注》是《神农本草经》以来关于药物的又一次系统总结。陶弘景在“集注”中改变了《神农本草经》以上、中、下三品进行分类的方法，创立了新的药物分类法。一种是以药物的自然来源和属性来分类的方法，把730种药分为玉石、草木、虫兽、米食、果、菜、有名未用等七大类。后来唐朝的《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分类法，都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是“诸病通用药”，以病症为纲，根据药物的治疗功效，把药物分别归入不同的病症项下，共分八十多类，有利于临床治疗和医药的普及推广。但由于陶弘景本身属道家，他的思想和著作中都有不少迷信的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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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炮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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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加工的炮制技术，这时期也得到发展。活动于刘宋时期的雷对此进行了总结，编著成我国最早的药物炮制技术专著《炮炙论》一书，“直录炮熬煮炙，列药制方，分为上、中、下三卷，有二百件名”【47】。原书已散佚，从后代所引的内容看，《炮炙论》提到的药物炮制方法有17种，内容包括炮、炙、煨、炒、煅、水飞等方法。如说“凡使当归，须去头芦，以酒浸一宿入药”，“乌头宜文武火炮令皱折劈开用”【48】等。这些处理可减低药物毒性，增加疗效，或易于保存，并可使药物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书中有的名称和方法现仍沿用和保留。后代中药的炮制方法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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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和《肘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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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还有大量的方剂学著作问世，其中除各种内外科医方外，还有《疗目方》、《疗耳眼方》、《小儿方》以及少数民族和国外的药方，说明了当时医药学的发达。可惜的是这些方书大多已亡佚。现存最著名的有《肘后备急方》，原为晋葛洪（281—341）著，名《肘后卒急方》，后经陶弘景整理补充为《肘后百一方》，金代杨用道又进行增补，改为现名，简称《肘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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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葛洪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