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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加工的炮制技术，这时期也得到发展。活动于刘宋时期的雷对此进行了总结，编著成我国最早的药物炮制技术专著《炮炙论》一书，“直录炮熬煮炙，列药制方，分为上、中、下三卷，有二百件名”【47】。原书已散佚，从后代所引的内容看，《炮炙论》提到的药物炮制方法有17种，内容包括炮、炙、煨、炒、煅、水飞等方法。如说“凡使当归，须去头芦，以酒浸一宿入药”，“乌头宜文武火炮令皱折劈开用”【48】等。这些处理可减低药物毒性，增加疗效，或易于保存，并可使药物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书中有的名称和方法现仍沿用和保留。后代中药的炮制方法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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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和《肘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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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还有大量的方剂学著作问世，其中除各种内外科医方外，还有《疗目方》、《疗耳眼方》、《小儿方》以及少数民族和国外的药方，说明了当时医药学的发达。可惜的是这些方书大多已亡佚。现存最著名的有《肘后备急方》，原为晋葛洪（281—341）著，名《肘后卒急方》，后经陶弘景整理补充为《肘后百一方》，金代杨用道又进行增补，改为现名，简称《肘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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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葛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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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自号抱朴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和炼丹家。他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他经常外出寻书问义，甚至“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以达到求学的目的。【49】这种坚韧的求学精神，使他既“穷览坟索”，又“兼综术数”，有着渊博的学识。他精通医药学，在究览典籍的过程中，深感以往近千卷的医药经方，“混杂烦重，有求难得”，因而“周流华夏九州之中，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使种类殊分，缓急易简”，写成《玉函方》一百卷。同时，他感到以往医书，“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对于“贫家野店”，是难以办到的，针灸治疗对于没有研习医方，不明穴位者，亦起不到救治的功效。这种状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虽有其方，犹不免残害之疾”，因而他又写了《肘后卒救方》。方中“率多易得之药”，即使须买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同时，在书中还记述了简易的灸法，“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50】《肘后方》的内容包括急性传染病，各脏腑慢性病，外科、儿科、眼科和六畜病的治疗法，对各种疾病的起源、病状均有叙述，特别对传染病已有较清楚的认识。书中附有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和药方。这是一部具有普及推广意义的实用方书，一直为后世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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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迷信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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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服饵丹药求长生不老的风气，在统治阶级中非常盛行。但服食丹药的现实不是求得长生，而是适得其反，不少封建帝王和官僚因服食当时盛行的寒食散（又称五石散）而丧命。针对服饵寒食散的副作用，这时出现了不少治疗方书，这是从谬说中衍生出来的多少带积极意义的医药学成果。此外，炼丹实践也提供了一些可以治病的化学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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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道盛行、鬼神迷信渗入了医药学领域，对于祈求鬼神，企望长生不老所造成的危害，不断有人觉悟，起而反对。最突出的是周朗（425—460），他对刘宋政权的腐败进行了大胆的抨击，提出了变革的主张。在谈到医学时，他尖锐地揭露鬼道妖巫的为害，指出：“凡一苑始立，一神初兴，淫风辄以之而甚，今修隄以北，置园百里，峻山以右，居灵十房，糜财败俗，其可称限。又针药之术，世寡复修，诊脉之伎，人鲜能达，民因是益征于鬼，遂弃于医，重令耗惑不反，死天复半。”他主张“今太医宜男女习教，在所应遣吏受业，如此故当愈于媚神之愚，惩艾腠理之敝矣”【51】。周朗的主张触犯了昏庸的帝王，使他一直不能得志，最后被以违背封建礼教而处死，年仅36岁。他在那鬼神迷信泛滥的年代里，敢于触犯封建统治者，反对鬼神迷信，提倡科学的斗争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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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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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炼丹术和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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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炼丹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三四世纪的战国时期，就有关于方士和求“不死之药”的记载。自从秦始皇、汉武帝招致方士，讲求长生不老之术以后，炼丹的风气便在封建统治阶级中开始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士演变成符水治病的道士，他们把先秦的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作始祖。从此，道教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主要宗教之一，与儒、佛并行于世。由于当时社会动荡，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寻找精神寄托，纷纷崇信道教，求取丹药，妄想通过炼丹服食，解脱厄运，得道成仙；或者借助于丹药，寻求刺激，过着荒淫无耻的腐朽生活，从而使炼丹活动在统治阶级中更加风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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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丹术与化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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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丹的本意是荒谬的，它指望借金石的精气，使人长生不老，得道成仙，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目的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炼丹术实质上是一门伪科学。炼丹家虽然有种种迷信思想，但由于他们在炼丹活动中，吸取了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丰富经验，同时孜孜不倦地从事采药、制药的实际活动，从炼丹实践中，他们认识到物质变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不自觉地产生了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积累了大量关于物质变化的经验知识。东汉末年的魏伯阳就说过，炼丹术是顺从“自然之所为”【52】，葛洪也说，“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53】。他们引用自然界的变化现象和生产中的物质变化来论证炼丹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因此，尽管他们所追求的本来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但他们在炼丹实践中发现物质变化的种种现象的基础上，对其中的某些规律性进行了有益地探讨。古代的炼丹家一般都兼搞医疗活动，一些大炼丹家本身就是著名的医学家，如葛洪、陶弘景，他们把炼丹的药物引入医疗实践中，从而也丰富了我国传统药物学的内容。这些，也就为化学初期发展阶段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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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炼丹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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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炼丹术著作是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全书只有六千字，以韵语写成，对炼丹理论和方法作了较系统的阐述。据近人研究，其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当时的炼丹术士已经知道了不少物质的化学性能，甚至已经注意到发生化学变化时各种物质有一定的比例。书中有一篇“丹鼎歌”，是现存关于炼丹重要工具“丹鼎”的最早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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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的葛洪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炼丹家，是炼丹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继承了早期的炼丹理论和实践，加以发展，对后世的中外炼丹家有着很大的影响。葛洪在综合前人经验的同时，亲自从事炼丹数十年，积累有丰富的物质变化的经验性知识。他的主要著作有《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其中《内篇》讲仙道，《外篇》讲儒术，体现了他的“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54】的内神仙外儒术的思想。有关炼丹术的内容主要在《内篇》“金丹”、“仙药”和“黄白”三卷中。“金丹”篇主要是讲利用无机物炼制所谓长生药，涉及的药物有水银、硫黄、雄黄、雌黄、矾石、戎盐、曾青、铅丹、丹砂、云母等。“仙药”篇讲的主要是植物性药物“五芝”（菌类植物）的作用。“黄白“篇主要讲的是炼制供药用的人造黄金和白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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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陶弘景是葛洪之后的一个大炼丹家，在炼丹化学和医药方面都有贡献。他关于道教的著述不少，但除上文已提到的《神农本草经集注》外，现存的只有列入《道藏》的《真诰》和《养性延命录》两种，前者谈神仙授受真诀，后者讲长生不老之术，其他均已散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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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丹术中的化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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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液体状态的金属——水银，在先秦时代就已为人们所发现和使用，秦始皇在营建他的陵墓时，“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55】，可见当时水银的生产已有相当规模。汉代已经有从丹砂炼汞的记载。由于丹砂（HgS）具有升华、还原等特殊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引起了炼丹家的极大重视，成为炼丹活动中的主要药物。在《周易参同契》中就总结前人经验，记载有“汞白为流珠”，说明汞不易黏附其他物质，会形成汞珠到处流转，并且知道了汞的挥发性能，“得火则飞，不见埃尘”。魏伯阳还利用汞能与铅组成铅汞齐，来固定水银这种不易控制的性能。可能是晋以前成书的《三十六水法》，记述有溶解34种矿物和2种非矿物的54个方子。《抱朴子内篇·金丹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从这些方子中可以看到，当时已知利用硝石（硝酸钾）和醋的混合液来溶解金属或矿物。其中尤其突出的是溶解黄金的方法。黄金是一种性质很不活泼的金属，熔点高，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即使是现代溶解黄金的方法也还不是很多。但在《抱朴子内篇·金丹篇》中已有“金液方”，其中主要的药物叫“玄明龙膏”，这一名称可代表水银，也可代表覆盆子，覆盆子未成熟的果实中含有氢氰酸，而水银和氢氰酸均可溶解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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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丹家在从丹砂中提取汞时，又发现了汞能与硫黄相化合而还成丹砂的事实。对此，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曾描述了水银容易挥发，容易和硫黄化合的特性，以及其在丹鼎中升华后“赫然还为丹”的过程。而葛洪则用更概括的语言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56】丹砂即硫化汞，呈红色，经过煅烧，硫被氧化而成二氧化硫，分离出金属汞，再使汞与硫黄化合，生成黑色硫化汞，经升华即得红色硫化汞的结晶。这种人造的红色硫化汞可能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方法制成的产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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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汞能溶解多种金属形成汞齐的性质，早已为人们所注意和利用。战国时期已有鎏金的青铜器物，如辉县固围村出土的车饰等，有的鎏金器物经检验残存有汞，可能使用了金汞齐。汞齐的制作在炼丹术中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他们制成的汞合金有金、银、铅、锡等的汞齐。铅汞齐是铜镜的抛光剂。陶弘景曾记载水银“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也”，说明当时金银汞齐已在生产中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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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奴隶社会时期生产青铜时就已开始利用铅，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有关于铅的化合物胡粉和黄丹的记载。由于铅具有和汞相类似的化学变化，也引起了炼丹家的重视，成为炼丹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周易参同契》中记有“胡粉投火中，色坏还为铅”。胡粉为白色碱性碳酸铅，经炭燃烧，会分解而放出二氧化碳和水蒸气，所余的氧化铅再与碳或一氧化碳反应而还原为金属铅。葛洪明确地指出胡粉和黄丹（四氧化三铅）都是“化铅所作”，说“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57】，说明了铅经过化学反应后可变成白色的碱性碳酸铅，再经加热后经过各种化学变化，变成红色的四氧化三铅，四氧化三铅又能经化学反应而分解出白色的铅。陶弘景则特别指出黄丹是“熬铅所作”，胡粉是“化铅所作”，说明这两种铅化合物都不是天然的产物，而是由人工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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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炼丹实践中，人们还知道铁对铜盐的置换反应。在西汉的《淮南万毕术》中，已有“曾青得铁则化为铜”的记载。曾青是天然的硫酸铜，其溶液与铁接触，铁能取代硫酸铜里的铜。葛洪亲自进行了实验，比前人更仔细地观察到“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58】。葛洪用的是在铁表面涂抹硫酸铜溶液的方法，只有铁的表面与铜发生置换反应，故“外变而内不化”。陶弘景也有类似的发现，并扩大了铜盐的范围，不只限于用硫酸铜。这一反应过程的发现，奠定了宋元时代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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