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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相对立，裴（267—300）写了《崇有论》，批驳以“无”为本的唯心主义思想。裴明确指出，“无”不能生“有”，他认为万物“始生者自生也”，一切事物的起源都是他们自己生出来的，“无”只不过是“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他用实际生活的事例，论证了决定“有”的是其他的“有”，对“有”起作用的是“有”而不是“无”。在批驳“贵无”论的同时，裴坚持了唯物主义自然观，提出了自己对于自然界的总看法。他说，“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意即总括万有的道不是虚无的，根据万物不同的形象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一切有生的存在都是有形象的，万物变化与相互作用是错综复杂的，是客观规律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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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盛行，反佛教思想的斗争亦不断进行，科学家何承天也投入了反佛教思想的斗争。在反佛教神学中最杰出的斗士是范缜。范缜（约450—515），南朝萧梁时人。他坚持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此作为无神论的基础，把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体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所写的《神灭论》，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珍贵文献。范缜认为，世界上万物的生成都是由于它自己的原因，复杂的现象完全是它自己在变化，忽然自己发生，忽然自己消灭。事物的发生是不能防止的，消灭是不可追寻的，各自顺从着自然的法则（“天理”），安于自己的本性（“各安其性”）。基于这种对万物产生、消灭和变化的认识，他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无神论思想，指出了精神和形体是相互关联，不可分离的。他说，“神即形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精神离不开形体，没有形体就没有精神。精神和形体的关系是“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精神依附于形体，是由形体所决定的。在论证“形谢则神灭”时，范缜克服了以往无神论者以烛（或薪）和火的关系，用烛（或薪）尽火灭来说明形灭则神灭，把精神看成是一种特殊物质的缺陷，而提出了刃与利的关系来说明形灭则神灭。他说，“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从而把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建立在更科学的认识上，论证得更加深刻而有力。范缜还认识到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质”，“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而且“质”是会变化的，人死后“有知”之“质”会转化为“无知”之“质”，木的荣体亦可转化为枯体。在范缜看来，“质”的变动性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的，如木必“先荣后枯”，“不先枯后荣”。物体的生灭也是有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的，忽然产生的，必忽然而灭，“渐而生者，必渐而灭”，这是“物之理”，是运动变化的法则。【78】正是由于范缜有较科学的自然观和较丰富的科学知识，使他的无神论思想显现出空前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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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缜曾为笃信佛教的齐竟陵王萧子良的宾客，尖锐地批驳萧子良宣扬的因果报应，使萧子良理屈词穷。他的《神灭论》发表后，引起了“靠朝野喧哗”，萧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79】。梁武帝曾指使臣僚六十余人著论反扑，但范缜独树一帜，“辩摧众口，日服千人”【80】。这种较为活跃的思想和学术辩论风气，无疑地对科学的发展是有利的。同时，范缜的自然观和科学知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时期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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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论的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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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关于宇宙理论的探讨最为活跃的时期，各家学派争论十分激烈。围绕着汉以来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的争论，出现了安天论、穹天论、昕天论以及浑盖合一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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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夜说自汉代以来不断得到发展。随着宣夜说的传播，人们提出了既然日、月、星辰都是飘浮在气中，是不是会掉下来毁灭地球的问题。杞人忧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产生的。东晋的张湛在《列子·天瑞》篇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其中为杞人解忧的人说道：天是由气积聚而成的，日月星宿也是积气，不过会发光而已，而地是固体的硬块，因此不必忧天坠，忧地坏。张湛还引述了当时的一种看法，即认为归根到底天地最终都会坏的，指出“忧其坏者，诚为太远；言其不坏者，亦为未是”，表明了天体大地都是物质所构成，既有生成，亦会毁灭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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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喜针对着忧天坠的思想，写了《安天论》。他发展了宣夜说的宇宙无限思想，提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认为天地相覆冒，“方则俱方，员（圆）则俱员（圆），无方员（圆）不同之义”，批驳了天圆地方的传统说法，明确指出日、月、星辰“其光曜布列，各自运行，犹江海之有潮汐，万品之有行藏”【81】，说明日月星辰的运行，如同江海潮汐和万物的活动过程一样，是有其自身规律的，人们完全不必为天坠地坏而担忧。尽管受时代条件的局限，虞喜的“地深测于不测”的说法，和受盖天说影响，认为天在上常安，地在下居静的认识都是错误的，但虞喜的《安天论》中关于宇宙无限和天地万物各有其自身运动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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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喜的族祖虞耸的《穹天论》提出了“天形穹隆如鸡子，幕其际，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气之上”，基本上沿袭盖天说的说法。但其中“覆奁以抑水，而不没者，气充其中故也”【82】的比喻，是有独到之处的，说明他曾亲身做过实验，对气体的性质有一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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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时的姚信所作《昕天论》，宣扬天人感应的陈腐看法，把天和人妄加比附，说人前后不对称，“颐前侈临胸，而项不能覆背”，天也应是这样，“故知天之体南低入地，北则偏高”【83】。这一套完全是一种唯心论的谬说，毫无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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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文学的发展，盖天说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浑天说占了优越的地位。这时出现了一种浑、盖合一的论调，其代表有北齐的信都芳，萧梁的崔灵恩，他们主张“浑盖合一”，而不愿放弃已为事实证明是错误的盖天说，企图调和浑天说和盖天说的矛盾。这说明传统势力总是很顽固的，要抛开历史上形成的错误理论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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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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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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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国处于南北对峙、政权并立的所谓“乱世”时期，但总的说来战乱是短时间的，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相对稳定的局面。由于政权的并立和对峙，各政权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大都采取了一些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措施，使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和平与安定的间隙中得到发展，思想和文化也相应地得到继承和发展，而没有中断。同时，不少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中原地区人员大量南迁或迁徙到边远地区，促成了各民族的空前大融合，各地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广泛交流。因而，科学技术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并取得重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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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进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家。刘徽、祖冲之、张子信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发展并充实了数学、天文学体系；贾思勰《齐民要术》的问世，标志着农学体系的成熟；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充实和丰富了中医药学的体系，使之趋于完善；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创立了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基本理论；制瓷、冶炼、纺织等技术方面的突破，提高了传统的工艺技术的水平；还有马钧、葛洪等人分别在机械、炼丹等方面的很高造诣等等。这些说明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形成的科学技术体系得到了充实与提高，也为唐代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奠定了科学技术方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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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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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国志·魏书·郑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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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晋书·傅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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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书·高祖孝文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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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书》卷54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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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晋书·慕容宝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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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书》卷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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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南齐书》卷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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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齐民要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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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齐民要术·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