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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时，伊斯兰帝国（我国史称大食）迅速兴起，它在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后，东灭波斯扩展到中亚、南亚，西扩至北非并越海发展到比利牛斯半岛。我国与阿拉伯早有来往，唐时两大帝国的势力在中亚互相接触，关系更加密切。751年，两国在怛罗斯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发生军事冲突。这次不幸的战争，在中国与中世纪伊斯兰国家间的科技交流上却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战争中，唐军统帅高仙芝的军队受到大食与诸国的夹击，唐军大败，大批兵士被俘。在被俘的兵士中有不少造纸、纺织等各行业的工匠，因而我国的造纸和纺织术传入了中亚、西亚各国。11世纪阿拉伯著作家塔阿里拜（Thàālibì）根据前人的著述说，由于被俘的兵士中有些能造纸的人，在撒马尔干（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设厂造纸，驰名远近。造纸业发达后，纸遂为撒马尔干对外贸易的一种重要出口品。造纸既盛，抄写方便，不仅利济一方，实为全世界人类造福。8世纪末，在巴格达建立造纸厂，据传还招有中国造纸工人。随后，造纸业在大马士革也发达起来，纸张输至欧洲各地，造纸术从而先后传入欧洲各国。怛罗斯战役后流落在中亚十年的杜环，曾说到他在大食时看到“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吕礼”【102】。织造工人在阿拉伯为发展当地的丝织业作出了贡献。此外，中国的陶瓷制造技术、炼丹术和硝等药物，都在唐时传到阿拉伯一带；而阿拉伯的珍宝、玻璃器皿等，同时通过陆路和海道不断输入我国。大食的“猛火油”（即煤油）传入中国后，我国很快就认识到煤油遇水后火燃烧得更猛烈，并在战争中应用。《吴越备史》记载说：“火油，得自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其他如浑提葱等都在唐时传入我国，成为我国人民常用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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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方面，中国与阿拉伯也不断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中医体系中的脉学，大约在唐时就传入阿拉伯。被阿拉伯人称为“学术界的领袖和王子”的著名学者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所著的《医典》（al Kanun），是阿拉伯的医学经典著作，它大体上取代了古罗马著名医学家盖仑的著作，是12世纪至17世纪中东和西欧的主要医书，影响阿拉伯及欧洲的医学教育达数百年之久。在《医典》中，就记载有脉学，其中许多脉象是采自王叔和《脉经》中的描述。关于糖尿病的症状和病因，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已有记述，在卷5《消渴候》中，说“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是也”，并指出此病是由于“肥美之所发”，“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而关于患者尿是甜的，在唐初成书的《必效方》就有记述，以后孙思邈进一步总结了该病发病过程以及药物、食治等疗法，又规定了饮食、起居的某些禁忌，对此《医典》中亦有记载。此外，对于麻疹的预后和用水蛭吸毒以至中国药物等医药知识，在《医典》中都有反映。中、西亚各国的乳香、没药、血竭、木香、胡卢巴等许多药物和一些药方，也大量输入中国，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留居中国的波斯人李珣著有《海药本草》一书，专门记述由海外传入中国的药物。另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中亚、西亚传入我国的医药典籍，有《西域诸仙所说药方》、《西城波罗仙人方》、《西域名医所集要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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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0 阿拉伯医学文献中记载的中国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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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中叶，印度僧人由新疆把蚕种带到罗马帝国去，从此，欧洲开始了丝绸的生产。唐贞观十七年（643年），东罗马帝国遣使来唐，带来了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信答聘，赠送了绫绮。中国与东罗马帝国建立了直接来往关系。这时，中国的丝织品仍大量地通过波斯和阿拉伯进入罗马帝国，据《通典》记载，罗马人“又常利得中国缣素，解以为胡绫、绀绫，数与安息诸胡，交市于海中”。罗马的医药也传入了中国，特别是所谓的“穿颅术”，被称为“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103】，实际上应是眼外科手术或放血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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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隋唐时期的中外科技交流对于中国和世界中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既说明了中国的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了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对中国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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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柳宗元、刘禹锡的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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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历来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的激烈斗争。唐代佛教、道教得到统治阶级的提倡，唯心主义继续泛滥，从反面也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唐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继承了王充、范缜的唯物主义理论和战斗精神，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其中以中唐时期的柳宗元和刘禹锡最为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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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773—819）和刘禹锡（772—842）是同时代人，他们的自然观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有关自然观的理论集中表现在柳宗元的《天说》、《答刘禹锡〈天论〉书》、《天对》和刘禹锡的《天论》上、中、下三篇中，他们在与韩愈所宣扬的天命观以及佛、道有神论的斗争中，发展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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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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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在王充的元气说的基础上，论证了宇宙是由元气形成的，不存在任何有意志的主宰宇宙的东西。他说：“庞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104】意即在初始的混沌状态中，只有元气在运动，发展、变化着，不存在什么造物主。他又认为阴、阳和天都是由元气所派生出来的，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是由于阴阳二气对立统一，彼此交叉渗透运动变化的结果，而且注意到温度的高低变化在其间所起的作用，即所谓“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105】。他还认为阴阳二气的无穷运动，“或合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106】，如同车轮与机械的运转一样，有合有离，相互吸引，相互排斥，构成了宇宙整体，从而把会合与分离、吸收与排斥这些两相对立的概念引入到天地生成的动因中。这些是对天地生成机制的思辨性推测，带有一定的合理性。柳宗元以这种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又吸取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从天文到地理，对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否定了天有八柱、女娲造人之类关于神明造就宇宙和生灵的神话。在柳宗元看来，宇宙是无限的，它“无隈无隅”，“无极之极，漭弥非垠”，“东西南北，是极无方”【107】，既没有天极，没有支撑的柱子，也不能衡量它的大小和长短。日月的运行，星辰的布列，是自然的过程，不需要什么依托；天气的晴雨是阴阳二气作用而造成的；山川是天地间的自然物，山崩地震是自然现象，这些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本不受什么神明所左右，更与人类社会的祸福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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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的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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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继承了荀子以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自然科学知识为根据，补充了柳宗元的自然观，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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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方面，刘禹锡认为整个自然界充满着有形的物质实体，天地之内不存在无形的东西。天和人都是属于有形体的事物，“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他批驳了魏晋玄学和佛教、道教关于“空”、“无”是宇宙本源的理论，指出所谓“空”者，只不过是“形之希微者也”，即“空”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它“为体也不妨乎物，而为用也恒资乎有，必依于物而后形焉”。房屋因有“空”的存在显示高厚之形，器用因有“空”的存在显出规矩之形。他还以目之视物为例，说人以目示物，必须依赖日月火焰的光亮方能看到东西，而黑暗的地方，人看不见，但猫、狗、老鼠之类的动物却看得见，说明并不是人看不到的事物就不存在。人的眼睛只能看到粗大的东西，看不到细微的东西，但细微的东西并不是不存在，要觉察它就必须依靠理智。刘禹锡以此进而说明以往说“空”无形，只是“无常形”而已，必须依赖于物“而后见”，不能超越物质形体而独立存在。这种对于“空”“无”的唯物主义认识，是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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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发展方面，刘禹锡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是自然的过程，天地万物都是“乘气而生”，植物、动物以至人类是天地阴阳之气交互作用而产生的。而且，刘禹锡认识到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的，“以理揆之，万物一贯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焉”。这里的“理”指万事万物的原理、原则，“数”指事物发展的规律，“势”指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也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这些规律决定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这些是事物所固有的客观存在。为了论证这一看法，刘禹锡以天体为例，说天形总是圆的，天色总是青的，日、月、星辰旋转的周期可以度量出来，昼夜的更替和长短可以用仪表测量，这是由于“数”的存在；而天总是处于高处而不会塌下来，并总是运动不止，是由“势”所决定的。天体是不能“逃乎数而越乎势”的。又如水和舟的关系，水能沉舟，亦能行舟，这是由于“适当其数，乘其势”的缘故，行舟违背了水流和航运的规律就会沉没，适应了水流和航运的规律就能通航无阻。由此，刘禹锡得出了对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总的看法，他说：“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万物不是彼此无关地孤立存在着的，而是在互相矛盾和互相依存中无穷地运动发展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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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对自然界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刘禹锡建立了他的天人关系学说。他说，天与人的关系，是万物“交相胜”、“还相用”关系中最突出的。天与人虽同为有形体的事物，但各有各的特性和职能，“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刘禹锡分析了天和人各自的职能和作用，说自然界的职能在于生长繁殖万物，万物都处于生杀、壮健、衰老的自然发展过程中，遵循着“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强胜、弱败的竞争法则。人的职能在于利用自然规律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资料，进行各种生产活动：耕耘收藏；防治水火之害，利用水火之利；砍伐木材制作坚器，熔炼矿物，制作利器，等等。也就是说要向自然界谋取人们生活的需用品。因此，刘禹锡说：“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在天人的关系中，“天恒执其所能以临乎下”，“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刘禹锡还看到，在这种天人关系中，天与人都保持着自己的特性，天不能干预人类社会的“治”或“乱”，人也不能改变自然界的运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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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在其学说中排除了有神论，他还进而探究了有神论产生的根源。他指出，有神论在人类没有认识自然界的规律，不能把握自己命运时，方会产生和泛滥。当人类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把握自己的命运，就不会乞求于神灵。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分析了人操舟航行的例证，说当舟行子平稳的江河中时，风浪不能为害，船行的安全或倾覆，其因皆在于人，舟的命运掌握在人手中，因而“舟中之人未尝有言天者”，这是“理明故也”。当舟行于风浪大的江河中时，由于人没有掌握风浪的规律，抵御不了风浪的袭击，舟行的快慢不能控制，安全没有保障，只好把命运交付于天，因而“舟中之人未尝有言人者”，这是“理昧故也”。【108】在这里，他以科学知识为根据，有力地宣传了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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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学说，闪耀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光辉，把中国古代关于自然观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他们的自然观方面都存在着局限性。柳宗元对一些不能回答的问题，陷入了偶然论的错误，反对佛教唯心主义亦不够彻底。刘禹锡对佛教有神论的斗争也不彻底，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认为因果报应的说教有助于人类社会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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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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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以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而著称于世。由于这个时期全国基本统一，社会较为安定，经济得到繁荣，因而国家能够征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规模巨大的工程建设。大运河的开凿、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的兴建等，都体现了当时中国的强大国力。国家的统一也提供了进行较大规模科学活动的条件。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修本草》的编修，集中了二十多个各方面的人员，查阅了国家图书馆中的大量书籍，并让各地提供的药物图样，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即编成颁行，这是个人著书所不可能做到的。一行领导的大地测量，也集中了很多人员，测量地域南到交州，北到铁勒，如果不是全国统一，就根本无法进行。国家的统一还有利于科学技术的推广，如医药和农具、纺织新工艺的推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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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中国与亚非各国交往频繁，既增进了各国人民的友谊，又促进了我国和各国间的科技文化交流，丰富和充实了我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国际交流发展的需要，还刺激了手工业生产，如造船、纺织、造纸、陶瓷等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都有较大程度的发展。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些科学发明，如雕版印刷术、火药，可能还有指南针亦于此时期相继问世或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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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隋唐时期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沿着传统的科技体系持续发展，无论从深度或广度上来看，都反映中国科学技术体系已经达到成熟的阶段。科学的教育和普及，生产技术的定型和推广，生产规模的扩大等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隋唐时代的文明高度发达，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章，也为宋元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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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治通鉴》卷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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