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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域守令图”是宣和三年（1122年）在四川荣县上石的，图长宽各1米多。图中山东半岛和海南岛等的形状比南宋上石的图更为准确。从水系看，四川地区的水系比较详细。此图的编绘者可能是四川人或对四川十分熟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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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6 九域守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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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朱思本（1273—1337）一方面总结了唐宋以来的地理学成就，另一方面则根据实地调查，在制图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他的“舆地图”是科学总结与实地调查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朱思本一生中精力荟萃之作，他核实求真，下笔不苟，是他“平生之志”、“十年之力”【53】的结晶。“舆地图”上的黄河源已反映了元初都实奉命勘察黄河源在星宿海的重要收获。此图的精确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成为明清两代我国舆图的重要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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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学著作《云林石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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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矿冶事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地质现象实地考察的风气，使人们对矿物和若干地质现象的认识与研究也较前大为进步。1133年，杜绾著《云林石谱》3卷，汇载石品116种，各记其产地、采法、产状、光泽、品评高下等等，反映了人们对矿物认识的新水平，是这时出现的一部重要的矿物学代表作。该书也曾谈到风化作用和侵蚀作用，这是继沈括以后对某些地质现象形成原因的明确叙述。该书对于化石的记载与研究，较前人更为深化了。卷中记述的鱼龙石、零陵石燕两条，正确解释了石鱼、石燕的形成，认识到鱼化石是古代鱼类的遗体，经过长期埋藏后石化而成。杜绾记载说：“潭州湘乡县山之巅，有石卧生土中，凡穴地数尺，见青石即揭去，谓之盖鱼石，自青石之下，色微青或灰白者，重重揭取，两边石面有鱼形，类鳅鲫，鳞鬣悉如墨描。穴深二三丈，复见青石，谓之载鱼石，石之下，即著沙土，就中选择数尾相随游泳，或石纹斑剥处，全然如藻荇，但百十片中，然一二可观，大抵石中鱼形，反倒无序者颇多，间有两面如龙形，作蜿蜒势，鳞鬣爪甲悉备，尤为奇异。”十分生动翔实地记述了化石的采集情况和化石本身的状况。在同卷中，杜绾还记载了又一产地的类似情况，说：“陇西（今甘肃渭源县东南）地名鱼龙，掘地取石，破而得之，亦多鱼形，与湘乡所产不异。”接着他对这类现象的成因提出了大胆而正确的推测：“岂非古之陂泽，鱼生其中，因山颓塞，岁久土凝为石而致然欤？”这一见解比《梦溪笔谈》关于化石的记载与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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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燕本是无脊椎动物腕足纲石燕类化石，晋代罗含在《湘中记》中就有记载，从这时起，“石燕遇雨则飞”的传说就一直在流传着。杜绾对这类化石也作了亲身的考察，并用实验的方法和“寒热相激”，岩爆石飞的道理，正确地解释了“石燕遇雨则飞”的现象，他指出：“永州零陵出石燕，昔传遇雨则飞，顷岁余涉高岩，石上燕形颇多，因以笔识之，石为烈日所暴，偶骤雨过，凡所识者，一一坠地。盖寒热相激迸落，不能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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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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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我国水利事业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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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在黄河和海河流域开挖并修竣了许多河渠和水道，使黄河南北不少地区均得到灌溉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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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初，福建省莆田县兴修的木兰陂，更是一座有代表性的引、蓄、灌、排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工程，九百多年来它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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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陂的堰闸式陂首能把引与蓄、蓄与泄统一起来，既可备旱，又可排洪，收到了防洪、灌溉、航运、水产等多方面综合利用的效果。陂址选择在河流较宽直的地段，水流平缓且地质基础又好，体现出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合理性。枢纽工程既能适应洪枯流量相差极大的特点，又能利用洪水排沙，避免淤积。堰闸式坝段的砌筑方式具有稳定性大、能分段跌水消能、保护坝身安全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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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1世纪中，北宋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有一万多处，灌田三千六百六十多万亩。南宋水利工程继有兴修。12世纪初潭州修复龟塘灌溉农田一百万亩。眉州通济堰、兴元府山河堰都灌田二三十万亩。淮东绍熙堰的修建，则使数百里内无缺水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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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我国沿海地区修塘捍海，同样是重要的水利工程。11世纪初浙江地区征民工几百万，以一年时间修成浙江捍海塘。当时海塘是土塘，而海潮之来，素称奇观，远望一线海波迅如奔马，霎时之间，叠浪排空，惊涛拍岸，非常壮观，与之俱来的极大冲击力，常造成巨大的破坏。在1034—1037年以及1041年，又两次修建石塘。宋代，还修建了通州、楚州捍海堰，这些水利工程挡住了海潮的袭击，保障了农业生产。泰州捍海堰在12世纪中叶和13世纪初又经两次重修，比前规模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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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还留下了有名的水位站的遗迹，吴江水则碑即为其例。该碑上记有：“横七道，道为一则。以下一则为水平之衡，在一则高低田俱无恙，过二则极低田渰（淹没）……过七则极高田俱渰。”并记有1194年和1286年最高水位处，为水文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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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建都大都（今北京）后，在隋代开凿的南北大运河的基础上，截弯取直，自临清以南选择了山东丘陵以西的平原地带，开济州河、会通河等与江苏的运河河道相连，凿成京杭大运河，纵贯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由于大运河穿过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条巨大的江河，工程非常复杂（如穿过黄河的设计和施工就是一项重大工程），辟水源，保水量，更是运河工程的关键所在。元代在开凿大运河时，较好地解决了这些工程技术问题，保证了运河的通航。京杭大运河建成以后，一直到京广铁路和津浦铁路修成以前的600年中，它始终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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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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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医药学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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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中国医药学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在医学教育、理论、临症各科的诊断治疗，以至本草、局方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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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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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的本草著作，首先应加以注意的就是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四川成都一个医生唐慎微所编写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以下简称《证类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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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政府很重视各种医药书籍的修订。在本草方面，第一部是宋太祖开宝六至七年（973—974），刘翰、马志等奉勅以唐《新修本草》和《蜀本草》为据，修成的《开宝本草》21卷，载药物共983种。第二部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掌禹锡、苏颂等在《开宝本草》的基础上，奉勅修成的《嘉祐本草》20卷，所载药物增至1082种。《嘉祐本草》成书后不久，宋政府又仿唐《新修本草》附“图经”的做法，由皇帝下诏，命令各地州郡绘该地所出产的药草图送到开封。最后由苏颂将之整理而编纂成了一部《图经本草》。它的优点是忠实地转载了各州郡所绘送的药草图，一种药草名称下，往往载有几个图样，苏颂都各为之注明产地；缺点是把一些同名而异物的植物形状、颜色等不加区别地描写到一起，而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植物。本草书经过宋政府组织人进行了二次大规模的增修后，比以前完善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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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30年，唐慎微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修纂成《证类本草》，除目录1卷外，共计31卷，六十余万言，收录药物一千七百多种。《证类本草》集录了历代本草的序例，百病主治药，服药食忌例及药物畏、恶、须、使等，使人们对历代本草的源流和药物之配伍禁忌等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唐慎微除在书中收录了宋以前诸家本草的主要内容外，又采用了古今单方，并经史百家中有关的药物。明代李时珍评价说：“……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54】《证类本草》不仅总结了过去本草的特点，而且有进一步的发展。它本是私人著作，后经宋政府为之整理出版，成为私著官修的本草书了。先于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刻板印行的，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此后，在大观本的基础上又两次加以修订：政和六年（1116年）的重修本称为《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的重修本则改名为《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证类本草》在封建时代很受重视，屡次被修订再版，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没有问世之前的几百年中，一直是本草学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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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证类本草》有相为补充发明之功的《本草衍义》，系政和六年（1116年）寇宗奭所撰著。此书收载药物虽只有472种，但援引辨证，有很多独到之见。寇宗奭在书中还推翻了前人的性味说，创立了气味之论。他还认为治病用药，须看病人的虚、实、老、少，病期的长、短，以及药物毒性的大小等，斟酌而用，不可拘泥于成法，这是很符合科学的见解。《本草衍义》和《证类本草》在医药学上都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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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四大家和医学流派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