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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杲（1180—1251），字明之，金代河北真定人，师承刘完素。刘完素重视脏腑虚实，能根据气候、体质而灵活用药，对药物的性质又有新的阐明，这对李杲很有启发。李杲以《内经》理论为基础，结合实践，形成独创的见解，强调脾胃的作用；并认为“元气”是人生之本，元气充足与否决定了人体健康与疾病，而脾胃则是元气之源，“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如果“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55】。从而建立了以脾胃立论，以升举中气为主的治法，分别补益三焦之气，而以补脾胃为主。后人称之为“补土派”或“温补派”。李杲著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等。他虽强调升阳补气，但有时也用苦寒降火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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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震亨（1281—1358），字彦修，号丹溪，元代浙江义乌人，是刘完素三传弟子，又旁通张从正、李杲之学，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医药著作。他结合三家学说，倡泻火养阴之法，进一步发展了刘完素火热学说。他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56】，因而主张以补阴为主，多用滋阴降火之剂。后人称他为“养阴派”（或称“滋阴派”）。他创制了“越鞠丸”、“大补阴丸”、“琼玉膏”等养阴药剂，主张灵活用药，因病制方，反对宋代局方滥用辛燥药物的风气，能革新药物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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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内科各家以外，宋、元时期儿科学也有巨大的进步，在儿科诊断上总结出观察指纹的新方法。当时儿科大夫已能区别天花、麻疹、水痘等传染病，各有专门疗法。儿科著作亦不断出现，著名的有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陈文中的《小儿病源方论》、《小儿痘诊方论》及无名氏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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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学著作《洗冤录》和解剖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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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早就有了法医检验工作。《礼记·月令》所记临刑法官瞻伤、察创等项便是我国法医学的萌芽。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了大量秦代竹简，其中以“封诊式”为名的一组竹简，记述了内容广泛的治狱案例，内有判别自缢与他杀的具体方法：舌是否吐出，绳索下有否淤血痕迹，有没有屎尿流出，解下绳索时，口鼻有无叹气的样子，等等。这是关于法医知识的十分生动又颇符合科学道理的早期记载。汉、唐之间，又积累了不少法医知识，但还缺少专著。五代时，和凝、和父子于951年著有这方面的著作《疑狱集》。到宋代，法医方面的知识有了比较迅速的进步，有无名氏的《内恕录》，1200年郑克的《折狱龟鉴》，1213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以及赵逸斋的《平冤录》、郑兴裔的《检验格目》等有关法医检验的著作接连问世。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洗冤录》，它也是世界上比较早的法医专著。过了三百多年以后，意大利人菲德里（F. Fedeli）于1602年写成了西方最早的法医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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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慈（1186—1249），字惠文，曾四任提刑。他综合了《内恕录》等数种专书，加以订正，再参以当时执法检验的现场经验，于1247年写成《洗冤录》一书。全书共5卷，卷1载条令和总说，卷2验尸，卷3至卷5备载各种伤、死情况。《洗冤录》记述了人体解剖、检验尸体、检查现场、鉴定死伤原因、自杀或谋杀的各种现象、各种毒物和急救、解毒的方法等十分广泛的内容。书中对于自杀、他杀或病死的区别十分注意，案例详明。如溺死与非溺死、自缢与假自缢、自刑与杀伤、火死与假火死等都详加区分，并列述各种猝死情状。书末附有各种救死方。这部书中所记载的如洗尸、人工呼吸法、夹板固定伤断部位、迎日隔伞验伤，以及银针验毒、明矾蛋白解砒毒等等都是合乎科学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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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至19世纪，《洗冤录》不仅在我国沿用六百多年之久，成为后世各种法医著作的主要参考书，并且广泛外传，被译成荷兰文、法文、德文以及朝、日、英、俄等各种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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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7 髅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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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解剖学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进行了很多尸体解剖，并描绘成图。1041—1048年，绘工宋景绘成《欧希范五脏图》。1102—1106年，杨介整理的《存真图》，图上各部分位置和形态基本正确。前者主要是人体内脏图谱，兼述病理，正确地记述了肝、肾、心和大网膜的部位和形象。而后者对人体胸腹腔的前后左右各面，以及主要血管关系，和消化、泌尿、生殖系统等都有较详尽的描述，为后代许多医书所引用。这两部书在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并且发挥了实际的效用，它既标志着我国古代解剖学的巨大进展，同时又对人体内脏的形象、结构和部位提供了十分具体的形象资料，有助于我国各科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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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8 宋针灸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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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和外科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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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针灸术到宋代又有了较大的发展。1027年，王惟一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统一了各家对腧穴的不同说法，并设计和监制了最早的两具针灸铜人，使针灸图像具有了立体感和真实感，在针灸学的教学和医师考核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测试考生时，先将铜人外面涂蜡，再穿上衣服，体内注水，针入穴位则水出，否则针不能刺入。铜人构造精巧，造型逼真，在很长的时期内受到了国内外医学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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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年，滑寿撰《十四经发挥》，主张任、督二脉各有专穴，应当与十二经相提并论，发展了忽泰必列的《金兰循经》。对于奇经八脉以及十四经的经穴、所主病症等做了专题论述，对手足三阴三阳共十二经也加以疏释。至于穴数，周身腧穴651，与王惟一铜人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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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惟一与滑寿是宋、元针灸学的两大家。滑寿的《十四经发挥》也是一部影响较大的针灸学著作，特别是对日本影响较大，日本的针灸学取穴多以滑氏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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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闻人耆年的《备急灸法》以及当时新出现的子午流注针法等也都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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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我国在外科学方面，从整体观念出发的治疗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陈自明和齐德之都主张外科以内科为本。1263年，陈自明著《外科精要》，提出了外科用药应根据经络虚实，痈疽虽是外症而与内脏密切相关。1335年，齐德之综合了三十多种外科著作，并结合自己的经验，撰《外科精义》，强调外科病乃阴阳不和，气血凝滞所致。诊断时重视全身症状，治疗用温罨、排脓、提脓拔毒，以及止痛等法，反映了当时外科方面的最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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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9 《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版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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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的李迅所著《集验背疽方》（1196年）也已指出发疽有内外之别。外发虽剧而易治，内发虽缓而难治。还有《太平圣惠方》一书中所创的“内消”、“托里”等治法也都是整体观念在治疗上的具体运用。宋元时期，整体观念在外科治疗上的临床应用和发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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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伤科更呈现出显著的发展。元代官医增设正骨、金镞两科，说明伤科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危亦林（1277—1347）所著《世医得效方》为骨科专论，代表了宋、元时期骨伤科的发展水平，也标志着当时外科的巨大进步。危亦林的著作对于麻醉用药有翔实和突出的记载，他的“草乌散”和宋代窦材的《扁鹊心书》（1146年）所记麻醉药“睡圣散”都使用曼陀罗花配成麻醉剂。1805年，日本外科专家华冈青州也是使用以曼陀罗花为主的制剂，长期以来都被误认为世界最早应用的麻醉剂。危亦林用曼陀罗及乌头等作麻醉药，他不仅论述其用法，并指出必须按年龄、体质和出血情况决定剂量等等，是很有见地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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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医得效方》对于四肢骨折、脱臼、跌打损伤、箭伤等也都有精辟的论述。尤其是对最为棘手的脊椎骨折，他成功地应用了悬吊复位法，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在治疗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脊椎骨折整复原则和手法，以及用大桑树皮固定的措施，和现代整复方法、固定方法，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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