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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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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理学”、“心学”的泛滥和启蒙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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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和“心学”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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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初期，封建统治者把宋代程颐、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奉为正统思想，科举考试也以朱熹等的经义注疏为准。明中叶，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理学已不足以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因而王守仁的“心学”兴起，并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赞赏，使之与理学相辅而行，逐渐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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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1472—1528）继承了战国时期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和南宋陆九渊说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为“心外无物”的“致良知”，“致知格物”和“知行合一”说。他是从宋至明集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之大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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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所说的“心”、“良知”和“天理”实际上是一个意思，都是指先天的道德观念而言，并且认为这种先天的观念就是天地万物发生的源泉。他说“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37】，也就是说“良知”或“心”是世界的本原，天地万物都是人心一点灵明的体现。对于“致知格物”，他解释道：“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38】很明显，这里说的“致知格物”不是去探求事物的客观规律，而是把心的“良知”和“天理”强加到事物中去，使事物与“心”、“良知”和“天理”相符合。这样人们就只需向内心去求“良知”，无需向外界去做学问了。他提倡“致良知”，实际上是反对人们进行实践，从实践中获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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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理学和心学的泛滥对明代甚至以后相当长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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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学”、“心学”的批判及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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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明中叶在反对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的斗争中，唯物主义自然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杰出的思想家王廷相（1474—1544）就是这场斗争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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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相的“理根于气”说，是从张载那里继承来的。他说：“天地未生，只有元气，元气具则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在，在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39】他论证了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与程、朱、陆、王的唯心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认识论方面，他非常重视“见闻”的知识，反对程朱理学那种先验的“德性之知”和王守仁心学所谓的“良知”，他指出：“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亦不能索而知之。”【40】他本人在天文学、音律学、农学方面都有所造诣，正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些造诣又是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形成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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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启蒙思想可以说是从明中叶以后开始的，这是我国社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后在社会思想上的反映。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有李贽、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人。他们大都是明末清初时期的人物，是封建专制的叛逆者，是代表新兴市民阶级利益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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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启蒙思想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主张发展“自由生产”，“平均授田”，反对封建国有制和与之类似的土地占有制。第二，反对抑商，提出工商“盖皆本也”的命题。第三，重视“经世致用”的实学，不屑空谈性理。第四，具有初期民主思想，反对君主专制，敢于说国家是“为万民非为一姓”之类的话。第五，提倡教育自由，拥护自由讲学和自由结社。第六，反对封建的等级制度和科举制度。第七，坚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和认识论。以上几点对于每一位启蒙思想家来说，在表现的程度上又不完全相同，他们各有不同的建树。下面介绍几位有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和他们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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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1610—1695），在天文、数学和史学方面都有贡献，作为启蒙思想家中重要的一员，黄宗羲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科学思想都相当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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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写的一部类似“人权宣言”的伟大著作，其中许多篇章里都闪耀着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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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思想与科学思想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黄宗羲积极反对鬼神迷信的恶习，对鬼荫和求仙的妄谈，都一一加以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认为妄谈的来源多是对自然的幻觉，指出“海市”是一种自然现象。黄宗羲写的《葬书问对》是一篇反对封建迷信的杰作，它的科学精神与《明夷待访录》的民主精神相互呼应，都是相当宝贵的。另外他对于八股科举制度的批判也很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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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1611—1671），学识渊博，深为王夫之所敬佩。除在科学和哲学方面有比较系统地研究之外，方以智对文学、音乐和书画也很精通。他一生著述很多，最重要的是《通雅》（包括《物理小识》）和《药地炮庄》，这两部著作可以反映他的主要思想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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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雅》和《物理小识》中有关于天文、算学、地学、生物学、医学、文字学、文学和艺术等学科的知识。书中一方面把我国古代的科学知识作了一次综合的记录，另一方面吸收了当时西方的一些科学知识。由于作者是一位科学家，又是一位哲学家，因此书中贯穿着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方以智所说的“寓通几（即哲学）于质测（即科学）”，“通几护质测之穷”，即寓哲学于科学和以哲学指导科学的意思。在他的主要著作中既批判了诸子百家以至宋明理学，也批评了西方的学术“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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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地炮庄》这部著作是通过对庄子唯心主义的批判，来发挥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并着重在“以通几护质测之穷”。方以智的世界观是以火为中心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他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可以“徵徵其端几”。他为僧以后，由于受到禅学的影响和脱离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唯心主义的糟粕也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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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1613—1682），是一位主张“经世致用”，提倡“实学”的思想家。他从书本和实地考察得到的丰富地理知识是为他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顾炎武的思想是与玄学不两立的，他在《日知录》中对侈谈天道、心性的玄学的抨击最为严厉。他提出要“博学于文”，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他的方法是：重调查、重直接材料、重广求证据、重辨源流正谬误、重明古今、重虚怀好学、重体力与脑力并用，用以上方法来解决“当世之务”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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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是我国早期启蒙运动中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是一位科学家。他对天文、历法、地理、生物、物理等学科都有研究。明末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对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和《尚书引义》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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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于宋明以来的理学和心学进行了严肃的斗争。由于他的努力，使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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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元气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指出“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即认为元气无所不在又无所不包，宇宙即是由元气构成的物质实体。他明确地阐述了元气以及虚空的物质性问题，说道：“虚空者，气之量。气弥沦无涯而希微不形，则人见虚空而不见气。凡虚空皆气也，聚则显，显则人谓之有；散则隐，隐则人谓之无。”这就描绘了一幅无边无际的物质世界的图景，并使之统一于物质性的元气。王夫之以元气的聚散说明物质世界的多样性，而且还进一步提出元气“聚散变化，而其本体不为之损益”的思想，即物质只有聚散的变化，而不会被创造也不会被消灭，这是比张载关于物质不灭观念更为明确的表述。王夫之还从一些具体事物的观察中定性地阐明了这一观念，他举例说：“车薪之火，一烈已尽，而为焰、为烟、为烬，木者仍归木，水者仍归水，土者仍归土，特希微而人不见尔。一甑之炊，湿热之气，蓬蓬勃勃，必有所归；若盦盖严密，则郁而不散。汞见火则飞，不知何往，而究归于地。有形者且然，况其缊不可象者乎！”【41】这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物体会发生形态变化，但它们并不是消亡了，而是以另一些可见的或人眼所不可见的物质形态继续存在着。所以，在王夫之看来，“天地本无起灭，而以私恋灭之，愚矣哉！”【42】王夫之又指出：由于元气中包含着阴阳两个对立面，它们必然相互作用，而引起元气的运动和变化，即把运动的源泉寓于物质本身之中，于是他认为“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滞不息”【43】，把运动作为物质的固有属性看待。这样，运动和物质一样，也是不可被创造和不可被消灭的，而运动的元气和元气的运动与变化就构成了王夫之自然观的核心内容。由物质运动的观点出发，王夫之还进一步提出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循环重复，而是“推故而别致其新”【44】。这些都是王夫之对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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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还认为物质及其运动是有规律可循的，而“道者器之道”【45】，即规律是物质的规律，不存在超于物质之外的规律，这同程朱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在“知”和“行”关系问题上，他肯定了行是知的基础，坚持由物到感觉到思维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同时也认识到思维的能动性。王夫之的这些思想，是建立在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对于科学研究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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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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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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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到清初，我国科技知识的发展，比较突出的是在技术方面。因为技术的发展与生产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而技术与科学相比，较少受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明初社会经济能够较好地在恢复中前进，明中叶后又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此各项技术得到比较普遍的发展。而在基础科学方面，我国古代的两门主要科学天文学和数学却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那些束缚科学发展的共同因素外，还有特殊的原因，就是明王朝一直不加修改地沿用着元代的大统历，又照搬过去各朝代的做法，禁止民间研究天文，而且更进一步严禁民间研究历法，凡违反禁令的，甚至被杀头。“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46】对天文学发展的阻碍作用是很大的。数学只有商业数学和珠算术得到了发展，而宋元时代高度发达的数学方法却没有被继承下来，更谈不上发展了。这种情况与天文学的停滞影响了数学的发展有关；同时数学本身继宋、元高度发展之后，也需要一个知识再积累的过程。